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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砷冤的赎价

    时间:2017-05-07  来源:网易人间  作者:袁凌

    腐蚀

    龚兆元腰际有一块莓苔,就像吴家坪院子里那些塌了一半的老屋,苔藓已经侵入土墙内部。

    墙壁在慢慢腐烂,最终倒塌,有的烂穿了,大张着豁口的洞眼。陈年的毒性,先是由外向内腐蚀,长年积累后,又由内而外穿透。龚兆元觉得自己快要烂透,倒地成泥。没想到的是,妻子吴琼瑶倒在了前头。

    大年初四,吴琼瑶在家因为胆道癌过世。前年秋天,我在鹤山村的石拱桥头见到夫妻二人时,赶集归来的龚兆元背负着一个挎篮,腐烂的腰间无法约束皮带,半吊着一根裤腰带。吴琼瑶的情形看起来要好一些,但从内部开始的摧毁更为急剧。

    腐蚀来自于一种叫做砷的物质,它和雄黄、鹤顶红、砒霜、硫酸这些在视觉上同样怵目却相去甚远的化合物有关。对地处湘西的石门县鹤山村民来说,这串晦涩或鲜亮的字眼背后,是亚洲最大雄黄矿在建国后大跃进式开采的深重历史,与癌症村的晦涩现实。

    除了有据可查的六百余条矿工性命(数百名村民死因未统计),以及比比皆是正在被腐蚀的身体,这里的其余一切也是含毒的:村中无人摘拾坠落腐烂的柚子、只有茅草能够生长的昏黄山头、不能饮用和洗濯的河水、被砒灰腐蚀失去繁育能力的土地。甚至逝者坟墓的砌石,也显露着雄黄的暗红。

    这是一桩分量太沉重的典当,很难有等价物可以赎回。即使是数年来的社会舆论介入、当地政府补救、国家到地方的环境修复项目也不够。即使是环保组织不懈的投入和志愿者众筹的爱心,似乎也还不够。毒性仍在挥发,难以立见消解。

    死亡的高潮已过,但人声消失后的沉默更令人心悸。

    村民肚子上的皮肤癌创口,像是砷中毒开出的恶之花。村民肚子上的皮肤癌创口,像是砷中毒开出的恶之花。

    2015年6月27日,鹤山村村委会里响起了一位村妇对乡政府官员刺耳的质问声,而这是一次砷中毒村民健康救助仪式,现场为三十位砷中毒重症患者发放每人两千元的药物救助卡。发起者是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开会前几天,曙光环保理事长、90后女生刘曙一直呆在鹤山村里入户调研,住在小旅馆和一户村民家里,吃够了毒蚊的苦头。这里的蚊蚋受了含砷的村民血液滋养,引起外来者的皮肤过敏。2014以后,曙光环保开始关注鹤山村民群体,眼下启动的这场健康捐助,是刘曙和机构小伙伴们十余次奔波的成果。

    当天的到场者除了村民,还包括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专家、维权律师、医生和石门县白云乡官员。据到场的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室主任刘帅说,这是中国第一次由环保组织发起的受害者健康救助。首期十万元的捐款额背后,是两千多名网友的众筹心力。

    但现场的质疑声显示,这里的救赎只是刚刚开始。

    开花

    肺癌晚期的熊德明躺在一张沙发椅上,鼻孔里插着输气管,地上一台家庭制氧机没有间歇地工作,维持他的呼吸。到达一个小时的关机时限,他就拿起身边的遥控器,重新启动一下。

    一旦制氧机故障或是停电,就会出不来气,“闭死”。

    十四年前发病时,熊德明是皮肤癌,大腿和背部溃败到了俗语“开花”的程度。需要用牙膏涂抹脓血的疮口,再用吹风机吹干,才能穿衣服。四十五天放射治疗后,体外的疮口愈合了,留下疤痕,癌细胞却发生了转移,“入了内”。

    氧气是眼下唯一的营养,食物已成奢侈。毯子下的两条腿退化成了竹竿,提前作别了血气。接下来头脑的退场,日子屈指可数,却又无比冗长。和尘肺病人一样,他没有一秒钟可以入眠,只能眼睁睁数着黑夜度过。

    “人吃亏得很啊。”

    他无力的声音里,还有一种不甘心。枯索而炯炯的双目深处,似乎另有一个能量来源,出自刺激中枢神经的砷本身,却无助于搭救他,也阻止了安静无声的死亡。

    砷中毒的死亡一般是暴烈的,使人不愿意去深究。在龚兆元的堂屋中,妻子吴琼瑶的寻常遗照,隐匿了临终痉挛的胆道剧痛。

    这座土屋外表如常,却处处少了一种东西,一股求生的心气。

    凌乱的卧室里,显眼的是桌上搁着的几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桂圆、大枣,窗台上有几盒芝麻酱软饮。光线阴暗的灶屋里,多日没开火,案板上摊着一些切开的腊瘦肉丝,泛着微红。

    “吃点好的。”相对于熊德明的“吃亏”,这是龚兆元在世上仅剩的活头。刚吃过饭的他,带着湿润的嘴唇从隔壁女儿家出来,说心情还好,过一天算一天。

    他腰间的莓苔暂时干结,没有恶化,这或许是他胃口不错的原因。周身遍布的灰黑斑点,暂时可以忽略。

    鹤山村三组组长唐纯勇撩起衣襟,眼睁睁看着腰上一块褐斑颜色日渐加深。色素沉积,是砷中毒身体变异遵循的固定程序,缓慢而不可逆。

    “起初生白斑,还不太要紧。变了色就不祥了”。最终会发黑、溃烂、化脓、流血,“从里面出来,长成一坨,再在外面开花”。

    在曙光环保拍摄的纪录片镜头里,一位老奶奶下意识地挪动手掌,遮住右手腕上花骨朵一样的疮口。

    七十七岁的赵启兵双臂皮肤全然角质化了,被怀疑为皮肤鳞癌。他抱着双臂像两段风化的木料,但敏感一点也没减弱,需要用水果刀刃刮痒。身上起红疔,要用牙签刺,用火柴头的粉末烧,唤起锐利的疼感来止痒。

    相对肺癌和其他内脏的癌症,皮肤癌中毒患者的生存时间最长,症状也最惨烈。鹤山村和毗邻的黄厂街每个人的衣襟下面,都带着累累的斑点、莓苔和花朵。

    已经废弃的炼矿厂高炉,是悲剧性历史的最后见证。山头保持着半世纪的荒凉。已经废弃的炼矿厂高炉,是悲剧性历史的最后见证。山头保持着半世纪的荒凉。

    失声

    吴家坪村口一片寂静,林中的柚子无人摘取,默默成熟,坠落,腐烂。

    透过关闭的门户往里看,各处屋子里空荡荡的,陈年家什落着尘土。院坝石板缝隙长出青草的胚芽。磨盘缠上了牵牛花蔓,关闭的水龙头留着湿润。

    龚兆元老屋的门楣上,还贴着以往下白云乡下发的“五星家庭”牌子,龚家得了四星。此外还有爱卫会的“清洁”标签,铁质的星星生锈,标签也已褪色。一张陈旧的领袖年画,被横七竖八的泛黄胶带粘在墙上,威严又漠然的眼光,注视着吴家坪的世事变迁。

    相比于寥寥的几个老人,村落显出大而无当,来不及跟上人群减少的速度。

    古稀之年的龚兆元经历过早先的热闹。1958年大跃进,“这里搞的有食堂,门口是大队部”。从前村里有八十多人,现在算上出门打工的只有三十多人。龚兆元这一代的人基本死光了。

    吴琼瑶的坟埋在屋后树林中,是村民坟山中新增的一座。半个世纪中,坟墓领地无声扩大,数目渐渐超过了村中的活人。

    村民墓地和雄黄矿职工坟山遥遥相对,区别在于后者大多有墓碑,前者却贫陋无言。

    或许受制于公家人身份,矿工的陈年墓碑大多刻意隐晦,直到少数晚近者打破忌讳。

    一篇墓志的主人公盛明生于建国以前,自幼助父母推谷舂米。成年后参加抗美援朝,战后转往荆江分洪区抢险,水中数次晕倒险些遇难,获准加入“先进组织”,1957年转业到雄黄矿,在井下炼厂工作三十余年。溢美先人之词的铺垫后,话头一转说“自古好人多磨难,长期生活毒区,不幸身染顽疾,多方求医,未得回生之药。万般施救,苟且延缓生命之垂危,于农历1994年五月二十日寿终,享年六十有一”。

    另外的墓志,包括一位地质勘探师、一位创办矿区的元老和一位矿区子弟学校教师,都是长年染毒患绝症身亡。墓志的叙述欲言又止,在性命物化之际,仍旧含有顾忌。陈年荒草的遮掩,加深了内情。

    数目不少的矿工坟墓佩戴着金箔纸钱和花圈,烫金字点缀着“爱岗敬业”、“先考先妣”的名目。相形之下,鹤山村村民坟墓的无言隐忍似乎讲叙着更多。两座墓地之间的山头上,矗立着砒粉生产厂的高大烟囱,像是所有逝者共同的墓碑。

    相比于荒草掩映下延绵膨胀的坟山,山下长达近一公里的黄厂街,从2001年雄黄厂倒闭以来,和吴家坪村一样显出沦落衰亡。

    石门县城到黄厂街的往返班车上,坐至终点的人寥寥无几。车站小餐馆只有三道本地菜。过去的八方采购人流早已退潮,撤退的还有乡村罕见的工商银行、曾经新潮的高保真录像厅,以及“小香港”的显赫名头。自然,还有村民曾经依托黄厂享受的经销粮补助待遇。

    街上只有闲聊打牌的老人,年轻人都远赴他乡。连黄厂小学健身场地上嬉玩的孩子也知道,他们需要离开这里,怕长大成人后,隐藏的砷毒在自己身上显露。

    曾经风光的黄厂招待所,客源断流倒闭,眼下为几户职工混住,只有门口的毛笔字招牌,保留过往的印记。以往的西式门灯只剩下生锈的灯罩,几个小孩在长出青草的台阶上游戏。

    盛况的遗迹还有电影院、澡堂和职工活动中心,眼下电影院关门,澡堂成为仓房,活动中心的四层大楼门厅锁闭,只有几个大妈傍晚跳一会稀落的广场舞。以前的厂部、眼下社区大楼的门面也像一级县政府。这些高大气派的建筑,像是在时代变迁中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在眼下的街面上格格不入。

    晚上八点之后,街上行人消失,住户早早关门。没有路灯,曙光环保的伙伴们调研晚归,有时不得不就着月光走路。随着各家灯光熄灭,街道沉入完全的黑暗,像一个蹲在路旁来历不明的人。整个夜晚,没有一盏车灯掠过,擦亮他的身体。

    山上传来夜鸟的啼叫。比起高处犹有活气的坟山,黄厂街已更早死去了。

    毒性

    黄厂街上游的王家台选矿场旁近,渣土上覆盖了一层黄土,长起了青色茅草,一群白色的羊羔在埋头吃草。附近田地里玉米成林,背负正在成熟的青涩果实。

    这片和平景象底下,是被荒草湮没的“严禁放牧、严禁种植农作物”的警示标志。村民透露,掘开两尺厚的泥土,其下尽是砒灰尾渣。

    这里没有事物可以免于毒性,即使是无辜的羔羊。

    为治理尾渣修筑的水泥挡墙,经历十余年侵蚀已腐朽剥落,透露微赭暗红。投资一亿余的治理工程颇为粗放,以前的污水池暴露干涸,时而可见露天的灰白色矿渣。在矿渣之上仍有遗留的工厂宿舍,一个男人远远出现在锈蚀的阳台上,是羔羊和玉米地的主人。

    选矿场附近,是已经封闭的两个老矿洞。似乎由于采掘雄黄的严重,回避了“洞”这样的平常词汇,标着“一号窿”和“二平硐”这样的古老名称,且在两旁画着庇护的龙纹,似乎千年采黄祭祀仪式的延伸。

    这里,是矿区整个庞大地下世界的入口,黄厂街和鹤山村灾祸的开端。半个世纪中,成千名矿工从这里出入,接触含毒和偶尔起火的雄黄矿脉,领受他们在国家矿业布局下的命运。十余年前矿洞最终封闭,如今只在石壁上留下淡淡的白色印记,似乎命运之手轻描淡写的落笔。

    封闭之后,一号窿仍旧长年从水泥罅隙中流出暗红色废水,经检测砷超标165倍,眼下只能用管道接引,输往下游尾矿区专设的小型处理厂净化。

    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

    半个世纪以来每日五十多吨含砷废水直排于河,砒灰尾渣则由东方红拖拉机推下河道,沉积为晦涩河床,无从清理。村民的回忆是“前二十年流脓水,后二十年流血水”。近年开始的环境修复工程,只能以水泥被覆沉疴的河床,“硬化”流经黄厂街的河道。晦暗的红色,仍旧在雄黄矿上下游河床上存留着,河水含砷超标平均61倍。

    这条从《水经注》的卷册中发源的小水,流淌过石门、慈利两县数个村镇,像一个长年患病躺倒的村民一样,无法排走自己血液里的毒素,成了一条完全的死河,再也无力供养两岸的生灵。村中骑摩托车的砷中毒男子回忆,他的母亲由于长年在河里洗衣洗菜,双手侵蚀糜烂见骨,十余年前身亡。黄水溪中幸存的小鱼,嘴角也长出两朵类似皮肤癌患者的“肉花”。

    位于黄厂街下游的砒霜冶炼厂,造就了最大规模的毒化现场。山头两座高大的加工厂烟囱,是历史最显眼的标记,眼下仅余其一。昏黄的旧照片上,山坡浓烟滚滚,远近覆盖一层白灰,似乎世界已在一场失事中焚毁,只余灰烬。

    在庞大烟囱飘散的雄黄烟雾和砒灰粉尘之下,整座山体都腐化粉碎了。页岩质的山体变得过于细致,没有一块完整有硬度的石头,指尖轻轻一捻,化为粉末。

    近处一带山头上,冬天现出意外齐整的褐色,像病人化疗后脱发的头顶,和远方保有青绿的天际线判然有别。山脚四处是残留的雄黄矿石,混含的硫在泥水浸泡中化为血红,似乎一触之下即可致命。

    致命的是土法烧制雄黄矿石后产生的砒霜,成分为三氧化二砷。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环境修复项目已在此施工三年。厂房脚下的土地浸透毒素,被全部挖走填埋,以防渗薄膜逐层固定,形成一个庞大的白色广场,却无一个活动的人影。

    更难处理的是村庄的耕地。砒灰四处飘散的年月,土地失去了供养作物的能力,庄稼菜蔬和人一样凋残死亡。近年来,农作物开始恢复生长,但产量畸低,且含砷量高危,譬如大米超标46倍。村民栽植食用的叶子蔬菜,含砷量更高。

    由于土地吸纳的特性,经曙光环保检测,这里的土壤砷超标远甚河水,达到惊人的279倍。对于剧毒的土地,前两年修复的办法是铲走旧土,运来新土覆盖。但中毒面积达到数千平方公里,核心区即达8000亩,新土不敷使用,仍旧不能放心种植,旧土的处理又难于措手。

    没有办法把一个村庄的土完全换掉,就像不能移植一个人全身的皮肤。

    砷的毒性之下,少有幸存者。2015年元月,鹤山村村民接受了砷中毒检查,800余人中有505人砷中毒,疑似癌症患者20余人。相邻的望羊桥村有100余名砷中毒者。黄厂社区职工则有1100多名中毒者。一溪之隔的慈利县邻矿村尚未披露体检结果。

    对于外来者,这是一块不祥之地。没有事物是免于毒性的,土地、河水、作物之外,每个村民和矿工都成了砷毒的一部分。在这里吃饭饮水、踩踏渣土,与村民握手和交换呼吸,都需要心力。

    命案

    黄厂医院的陈年表格上,蚊蝇似的名字和纸张一起发黑了。

    这些名字是1961年以来患癌症死亡的雄黄厂职工,到近年为止,一共有六百多位。

    但癌症不是最先到来的灾祸。鹤山村出产高品质雄黄历时千年,建国后成立了大型省属雄黄矿。1956年设立保密单位113研究所,用土法烧制雄黄提炼砒霜,死亡的大幕借大跃进开启。

    熊德贵的记忆中,鹤山村矗立起了上千座土法炼砒炉,飘散黄色、白色和黑色的烟灰。禾穗绝收,植被见风枯萎,炉工会在烟熏下猝然倒地死亡。

    龚兆元当时在矿上干临时工,砌土炉子。他回忆,砒霜的烟雾一来,当时就呼不出气了。雄黄厂老厂长杨振凯生前透露,每炼一千吨砒灰,要死去三名工人,年产量约为五千吨。

    进入1960年代,死亡潮席卷了鹤山村。公社食堂实行瓜菜代,洗菜用的是倾倒了大量砒灰的乳白色河水。人们也在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中洗衣和游泳。一个孩子把矿洞中的支撑木拿回家当柴烧,围炉取暖,一户六口人当夜身亡。

    “一年死了四十几个,不知是饿死,还是中毒死的。”龚兆元回忆。唐纯勇说,当时三组一个月可以死去近二十人,陈家坪就在那时空下来了。

    没有在矿上干活或者在陈家坪食堂吃大锅饭的村民,也难于幸免。熊德明的妻子文金娥回忆,当时四组的耕地靠近黄厂街,每天下地干活要经过烟囱山。刚刚嫁过来的文金娥,路上总是透不过气掉队。晚上还要去大队部开会,一天往返四趟。眼下文金娥除了患有宫颈癌,身上也遍布大小疤痕。

    黄厂医院的表格上,连续的癌症死亡序列从1969年发端。这一年,一名炉工和一名运输工分别死于直肠癌和肝癌。第二年有两名炉工死亡,此后每年都有二到三名矿工患癌死去。这份统计只包括正式职工,而几乎所有附近的村民,都在矿上干过长短不一的临时工或合同工。

    “文革”末期,大规模死亡引发了矿工联名上书,终于换来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示的通知,雄黄矿停止生产砒霜,转产硫酸和磷肥。

    但癌症死亡的高潮,在1980年代才真正到来。仅在保留下来的黄厂医院单张表格上,1984年的死者即已超过10人,分别死于肺癌、淋巴癌、皮肤鳞癌、肝癌。死亡的曲线急剧上升,从1979年到1999年,职工共死亡432人,平均死亡年龄54岁。雄黄矿改制至今,死亡人数攀升到了600余人,其中死于癌症400余人。

    表格显示,从癌症诊断到死亡,常常只有几个月到一年的命限,密麻麻的死亡日期,似乎催动性命的鼓点,鼓手则是名目繁多的癌症。在这场由砷导演的戏剧中,所有出场的角色逐一遇难,剩下空白的表格在延伸。

    熊德明以前是雄黄矿的职工,在井下做了六年钳工,又在砒灰厂工作九年。他所有的工友都死去了。龚兆熊作为临时工装卸过三年砒灰和近二十年雄黄矿石,他所有的同伴也都病故了,他自己由于有心特别防范,“穿两层工作服,戴三个口罩”,带着砷中毒感染的屁股活到了知天命之年。

    村民中的癌症死亡高峰和矿工同步,大都在潜伏期20―30年后出现。“一般在五十多岁,很少有六十岁以上的活人”,唐纯勇说。多数村民生前未经治疗,死因无从确认。一份民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雄黄厂破产改制到2014年,确诊癌症死去的村民达到157名。

    赵光明医生在黄厂医院坐了三十八年门诊,保留下来完整的癌症患者死亡记录。雄黄厂倒闭之时,他把这份标注为“机密”的名单移交给了接手的私营企业,“他们竟然弄丢了,我很气愤”。眼下流落在村民手中的零散表格,就是这份名单的一部分,成为仅有的一手材料。

    一张保留下来的旧照片上,雄黄厂召开1987年国庆文艺晚会,聚光灯下缀饰彩带的舞台上,一群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身着时髦的白衬衫窄脚裤,梳着前卫发型,拉着似乎来自另一世界的小提琴,背景则是一群飞翔的鸽子。美妙悠扬的曲调与和平鸽飞舞的帘幕背后,是正在大规模发生的无声死亡。

    2015年春节前后,鹤山村有近十名村民辞世。

    相比过往像瀑布倾泻的大规模死亡,眼下的零星病逝更像是不紧不慢的沙漏。但性命的细沙一直在流失,无从遏止。

    赎价

    健康救助启动的前一天,黄厂街医院的第11号病房里躺着三位村民,药瓶里的液体缓缓注入他们遍布斑点的身体,试图驱走沉积多年的砷。

    治疗为期十八天共三个疗程,花费三千元左右,由政府免费提供,治疗期间食宿报销。这是鹤山村村民第一次享受免费驱砷,此前这项福利只属于雄黄厂原职工。

    但这项总花费不菲的福利,只是洒在鹤山村焦渴土地上的毛毛细雨,无法挽回多年积欠的干渴,弥缝人心的裂隙。

    6月27日的救助现场,一位村妇情绪失控地向到场的白云乡官员抗议,自家老人病情沉重不适合驱砷治疗,但三千块的人头经费却没有发下来。相比于黄厂医生“社保资金实报实销”的解释,她更情愿相信是钱拨了下来而被贪污了。

    她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癌症患者和亲属的诉求,有七位村民当场退回救助卡。八十二岁的卓从保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最终没有领取救助卡的一个。

    他们谢绝救助卡的理由是:自己已经无药可医,宁愿接受现金,“吃点好的”。

    更深层的需求,则是针对难得到场的政府官员,不计后果地倾泻积怨。

    已经封闭的雄黄矿入口,带来过工业的繁荣和人命的衰亡。已经封闭的雄黄矿入口,带来过工业的繁荣和人命的衰亡。

    砷中毒近似一种绝症,不管是对中毒的土地、河流、作物,还是人。鹤山村和黄厂街的历史创口已经太深,一旦开始清理,面对的是剧烈的疼痛和迸发的积怨。那些看似已经完全失声的死者,此时像是一齐从坟墓中站起来抗议。

    2003年国有雄黄矿完成改制,村民失去了先前的些许福利,却要承担深重的污染后果,抗议之声随即清晰可闻。当年七十多名村民去常德市上访,一位村民在市政府门前自杀。一位出身白云乡、亲戚有人患癌的湖南省人大退休老领导也长期内部反映,促成湖南省高层开始重视此事。

    2011年,污染严重的私营硫酸和磷肥厂最终被关停,国家立项的环境修复工程于次年启动。2014年初,公益人士邓飞的介入,使石门县鹤山村砷污染真正为外界所知。上千条人命长久叠压的沉默,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却又更觉如鲠在喉。

    同年3月,刘帅来到鹤山村开现场协调会,在修复工地上被村民围堵三小时,原因是“村民们要求先救人,对于先救地感到不满”。

    实际上,当地政府先后出台了癌症和砷中毒患者一次性补助、砷中毒特殊门诊政策、村民大范围低保政策,以及提供两次体检和驱砷治疗。但雄黄厂职工的待遇使村民感到落差,譬如工人们长年享受的免费驱砷和治癌,以及廉租房安置。继续生活在毒区,一次性的驱砷治疗其实意义有限。

    另一方面,廉租房的地段和狭小户型并没有令雄黄厂职工满意,入住率奇低。今年鹤山村民接受驱砷治疗后,雄黄矿职工的免费驱砷同时停止了,这又引发了疑虑。下岗的窘困、微薄的养老金和加剧的病情,使他们生活无望。

    国有雄黄矿的破产转制,以及此后私人企业的关停,还使村民们失去了寻求损害赔偿的对象。半世纪叠压的历史欠账,似乎找不到债务人。

    2014年,中科院地质研究所来到鹤山村调研,决定在原来的土壤置换之外,另寻治愈土地的蹊径。他们找到了一种本地的野草,在砒灰渣堆上生长兴旺。

    这种叫蜈蚣草的小草,具有持久的砷毒吸附能力,能够净化土壤。地质所开始在上百亩的耕地上,利用种植蜈蚣草来医治患绝症的土壤,试图经过4―5年的种植,使土壤砷含量达标。村民在得到每亩三百元的补偿之外,还有种草的工资。眼下试验田正在寻找资金,准备在全村铺开。

    这种本地生长的小小杂草,如今被珍重地大面积栽植,靠着自己的单薄茎叶,来抚平半世纪的重创,挽救形同弥留的气息。这或许是最微不足道的力量,却可能是唯一的方式。

    作为湖南本地的环保公益从业者,刘曙一直记得初来鹤山村听到的一句谚语:哪块地中毒深,哪里就有解毒的药草生长起来。这也是她和伙伴们甘愿与村民们同处毒地的原因。

    “为了‘砷’(伸)冤,必需付出代价。”

    砷冤的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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