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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浚县麦田里走出“农民兄弟”摇滚乐队 用音乐记录身边的小人物

    时间:2019-06-08 18:20:09  来源:大河报  作者:

    6月的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芳香,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有这么一支“离不开”土地的摇滚乐队,用音乐记录身边的小人物,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角、落花飞鸟。

    17年的坚守,他们的眼中,看得到梦想。

    来听啊!路边卖油条的老张的一生,还能这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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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故乡,唱着快乐的歌。

    2016年参加央视《我要上春晚》演出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贡振国段伟朵文陈晓东刘栋杰崔超摄影

    摇滚音乐,其标签很多,比如先锋、叛逆、重金属等。然而,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有这么一支“离不开”土地的摇滚乐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他们的作品不关注爱情、不宣扬颓废、不刻意愤怒,却愿意用音乐记录身边的小人物,记录家乡的黄瓜豆角、落花飞鸟。17年的坚守,他们希望农村孩子的眼中,看得到梦想,不再有卑微。

    6月的中原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的芳香,大河报记者赶赴浚县、赶赴鹤壁,探访那支以农民兄弟为名的乐队。

    大伾山下,二环路口,有个卖油条的爷们儿,大家都叫他老张;

    这儿的男女老少他都很熟,对谁都一样,不卑也不亢;

    二十年前,在这扎摊,一年一年,风雨雪霜,树叶绿了又黄,儿时的他还正是年少轻狂,梦想已不是最初的模样,现实却是满脸的沧桑。

     (《卖油条的老张》歌词节选)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老张,但或许唯独河南浚县这个大伾山下的老张,一没有颜值,二没有建树,仅仅因为卖了20多年的油条,被人写进了一首歌。

    农民兄弟乐队的队长蒋立炜,从小爱吃老张炸的油条。从青葱的学生,到不惑的中年,习惯用老张油条开启一天的蒋立炜,有一天突然发现,老张老了!

    蒋立炜开始重新审视忙碌的老张——看着他从青年变中年,孩子长大了,有了孙子,孙子因车祸离开人间。失去孙子后,老张突然就老了。

    “原来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故事。”蒋立炜说,那一天,他一边吃着油条一边猜想,年轻时的老张,是否也有梦想?如今他的梦想,可曾实现?想着想着,一首歌就有了雏形。

    随后,乐队集体创作,为老张的一生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卖油条的老张》。

    “我们想做真正跟农村有关、跟小人物有关的音乐作品。”蒋立炜说,摇滚并不是负能量的代名词。《麦田》《故乡》《回家》都是在这种情愫下创作出来的。“我们这一代农民,过得越来越好。我们用音乐记录小人物,其实也就是在记录咱这个大时代。”

    农民兄弟乐队,目前有5名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从2002年成立至今,乐队已走过了17个年头,最终确定的风格是做流行乡村音乐、乡村摇滚,把歌唱给身边人听。不做口水歌,也不刻意另类,不写爱情。

    “音乐没有贵贱之分!”蒋立炜说,成立乐队之初,他就想告诉世人,农村的孩子也可以玩摇滚,也可以做出很棒的音乐作品。

    每一个早晨黄昏,每一次下雨牵手,那首生日的歌,没喝干的酒;

    曾经吻别重逢,看过落花飞鸟,那七彩晚餐和霓虹街口;

    每一次让你感到温暖的瞬间,每一次让你感到流泪的瞬间。

     (《每一个瞬间》歌词节选)

    “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走到一起是兄弟,就叫农民兄弟乐队吧!”乐队成立之初,蒋立炜给乐队取了一个很朴实的名字。很多年之后,当各种选秀节目中“农民”开始吃香时,有人给乐队点赞,“真会赶时髦”“抢注个大IP”,蒋立炜和乐队成员只有暗自苦笑,又有谁知道乐队成立之初,因为被演出组织方嫌土,被迫改名的经历?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又恰好热爱音乐,仅此而已。”乐队成员既不需要觉得土而回避农民的身份,也不需要“蹭人设”,刻意穿上破旧的军大衣、戴着羊肚毛巾上台,博取眼球。

    “啊,农民也懂音乐。”这是农民兄弟乐队不愿意听到的“赞誉”。

    “农民也可以懂音乐,农民的孩子也可以有梦。”蒋立炜说,过去,农村的孩子眼里,总有那么一丝卑微,哪怕是考上了大学,住进了城市,那种卑微却没有随着地点的变迁而消散。乐队17年,还要继续做下去,为的就是让更多农村的孩子看到,人生有各种可能。

    2013年,农民兄弟乐队搞了一次特殊的高校巡演,这是乐队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型演唱会,却是公益的。看着台下的学生,蒋立炜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台下那么多的同学,最多一场2万多人,哪怕只有1个人,因为我们的某句话、某句歌词得到了启发,愿意去坚持梦想,看到希望,那么我们就没有白来。”

    农民兄弟乐队,浚县麦田里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但创作出来的音乐却很“洋范儿”,为啥?乐队键盘手秦献社和蒋立炜是同学,他说,音乐无国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发展到一个巅峰时代,蒋立炜和秦

    献社的早期音乐熏陶,来自于崔健、黑豹、披头士、山羊皮、警察乐队……“为了听到更多好歌,我们周末常去鹤壁市新华书店,坐在门口的花池边听,那里总会放各种最流行的音乐。”

    昏黄的风吹过原野,蝴蝶的翅膀拨动了麦田;这个季节有人要离去,就像春天读不懂秋天的哀伤。

    青春啊,能不能让我再走一趟;夕阳啊,别太快杀死少年的理想。

     (《麦田》歌词节选)

    17年坚持,源自单纯的音乐梦想。

    2002年,从鹤壁师范毕业的蒋立炜在浚县一所职业高中做钢琴老师。课间,他看到几个高一的孩子在走廊上唱着Beyond的歌,年少时的摇滚梦重新燃起。“组个乐队吧!”一句话脱口而出,学生纷纷响应。

    乐队有了,得有排练场所吧?蒋立炜就在老家村子里租了一处民房,30块一个月,对学生们实行封闭式训练、“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起床跑步、训练体型,几点学乐理知识、几点练台风,蒋老师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土坯房,四处透风,老鼠、蛇经常出没,音乐一响,梁上的土震得直往下掉。

    但这帮孩子对音乐的热爱成为指引他们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蒋立炜每周把大家约到自己家里,先看央视电影频道的《佳片有约》,然后一起排练、聚餐、聊音乐。

    “我当时工资不高,还要养活一家人。该吃饭的时候就去买10块钱纯肥肉或鸡排,炖一锅大白菜,一人一大碗,就着馒头吃。那叫一个香。”蒋立炜回忆时眼睛里闪烁着别样的光芒。“窗外北风呼呼刮,小屋子里却特别温暖。”

    17年间,乐队几度聚散离合,最多时,乐队有七八个人,最低谷时,只剩队长蒋立炜和鼓手赵彦青两人。

    在主唱“老宝”的记忆里,乐队的日子“好过”起来,是2011年参加《我要上春晚》之后。春节串门,亲朋好友看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那种“你就瞎混吧,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的恨铁不成钢,变成了“看,这是俺家孩儿,上过央视了”的自豪和鼓励。

    “很少哭,但那一刻却控制不住。”接受董卿采访时,蒋立炜泣不成声,将近10年了,终于可以给这帮孩子的家长一个交代。他们不是“胡搞”,是很认真地做音乐。从那之后,乐队被重新审视、被认可、被尊重。

    2015年亮相《中国好歌曲》,则让农民兄弟乐队再度爆红,《我的番茄是干净的》被网友封为“开年神曲”。2015年1月8日,大河报以《麦田里的摇滚歌者》为题,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支乐队。

    这个世界太拥挤,我有一片小菜地;这里远离107,没有雾霾和尾气;

    我家不在那大城市,不用逢人都笑嘻嘻,不用争夺名和利,只要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歌词节选)

    做音乐很简单,做音乐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想吃音乐这碗饭,却很难。国内很多知名乐队,成了又散了,作为中原小城的麦田中土生土长的一支乐队,农民兄弟乐队如何生存?

    2014年,乐队成立12年,蒋立炜算了个“小账”,乐队赔了30万。为啥?因为这一年,农民兄弟乐队在鹤壁搞了个演唱会,乐队请来黑豹乐队、零点乐队等国内知名乐队同台演出。前两排的VIP座位留给了参加过乐队的成员们和成员的直系亲属们。

    “如今,乐队在鹤壁市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传媒公司,有自己的录音棚,可以做很多与音乐有关的事情。”蒋立炜笑着说,农民兄弟乐队的“名头”越来越大,每年都要参加几个电视台的演出,而乐队始终坚持原创,其音乐作品本身也能“换钱”。此外,传媒公司承接一些演唱会的舞台搭建、灯光设置、演出流程制作等,比如为朴树做过演唱会,承办过央视晚会,实现了“做音乐的事儿,赚该赚的钱”。

    乐队还建了自己的“会客厅”,安放着乐队17年来的“历史”——乐器、照片墙、荣誉证书等。“会客厅”旁是乐队捯饬的一个酒吧,名叫“从前慢”。不过,这个酒吧并没有对外经营,主要用于乐队排练。

    以前我是一个简单的农民,现在摇身一变也成了城里人;

    不一样的是高耸的楼群,还有无边的车流让我脑袋发晕……

    我在这里不太好,心情有些燥;我在这里不太好,想对蓝天笑;我在这里不太好,想听鸟儿叫;我在这里不太好,明天会更好。

     (《我在这里不太好,你们好不好》歌词节选)

    “物质上,我们要求很简单,对名牌都没有什么概念。”蒋立炜说,正值壮年的“老宝”,捯饬捯饬也算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但他却常年穿着贝斯手兼设计总监刘波设计的队服,低调含蓄,只有开嗓那一瞬间,才惊艳众人。乐队上台演出,一水儿的黑色T恤,干干净净的短发。

    不是没有年少轻狂过,不是没有特立独行过。“早些年,我们好几个乐队成员都留过长发。”赵彦青告诉记者,他也有过“长发及腰”时。

    然而,随着年华逝去,岁月匆匆,大家对音乐有了更成熟的认知,成员们开始褪去外在的各种标新立异,只希望用作品打动人心。“做好音乐,没有那么多套路,不论鲜花和掌声也好,还是赞誉和诋毁也罢,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幻影,最终能留下的,只会是好的音乐作品,这才是乐队的硬核。”蒋立炜立场坚定。

    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每周排练后,仍是自己买菜做饭,人人都练就一手好厨艺,放下吉他、贝斯等乐器的手,也能娴熟做菜。一锅汤面条、一兜白馒头,就是几个人的一顿饭。

    过朴素的生活,努力做好音乐,养活一支乐队,原来也很简单。

    晚风吹来,回家的路变得漫长;四处飘荡,早不敢提少年梦想;

    总在赶路,错过多少美丽风光,蓦然回首,却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那里有我们的开始,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有一个地方,我们都叫他故乡,那里能看到麦浪,也能闻到槐花香;

     (《故乡》歌词节选)

    为啥乐队发展了17年依旧在浚县?北上广,并非没有发展机会。但农民兄弟乐队的几位成员,一致选择留在河南。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身心是自由的。”“老宝”说,乐队每年约200天都在外地演出、工作,但最多待个四五天,再长就受不了,要回家,吹吹家乡的微风,听听淇河的鸟鸣,接接中原的地气儿。

    说来也奇怪,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着贵的、吹着空调,不如坐在鹤壁街头,肆意聊着,用筷子轻敲碗碟,就着花生毛豆一杯冰啤下肚,那创作灵感“哗哗”就来。

    “我们都不爱吃山珍海味,就爱吃捞面条。”蒋立炜说,就是要与街坊邻居在一起,与父母兄弟在一起。

    他们搞音乐创作,他们也帮家里种地。《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就是这么一首写实的原创歌曲,是中国人“守拙归园田”情结的最佳映射。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麦地起高楼,2016年,乐队成员在“老宝”家收了最后一次秋。大片的农田没了,但80后“老宝”的田园梦却始终不醒,前不久,家里老爷子在小菜园里种红薯,“老宝”赶回去帮忙,顺便重温下田劳作那份独特的快乐。

    对于成名这件事,“老宝”表示,想,但也没有那么想。兄弟几个对于名利看得都很淡,“容易满足”,渴望更大的舞台、渴望被更多人认识是音乐人的本能,但他觉得,成名不是终极目标,发自内心的平和和幸福感才是。

    这是一场中国式的狂欢,也是咱们老百姓的盛宴,

    锣鼓从初一一直响到今天,尖嘴号是对祖宗的呼唤;

    这是中国的一个小城,他的名字叫做浚县,这里的庙会香火燃烧了几千年,流淌着中国才有的人烟。

    朝拜的不止山上的神仙,更是心里对这片热土的眷恋。

     (《正月》歌词节选)

    浚县诞生出这样一支乐队,是偶然,却也并非偶然。

    乐队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浚县人。而浚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片热土的熏陶,让农民兄弟乐队的诞生和延续,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蒋立炜的记忆里,每年的正月初九、正月十六,是浚县人的大日子。浚县庙会,据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古庙会,到了这两天,浚县人都会扮上装、踩着高跷,一定要上到山顶。哪怕是风雪交加,山路难行,人推人、人顶人、人抬人,都挡不住心底的这份执着。“这是群众自发自愿的行动,是源自千百年来浚县人基因里的一种传承。”

    外出演出,农民兄弟乐队会在话筒上设置一点“小心机”,比如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咕放在话筒架上。“家乡的小玩意,外出带着,觉得有家乡的气息,我们也想把家乡的文化带到各地。”

    农民兄弟乐队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还有知名的大运河、黎阳仓。浚县商代称黎,明初改称浚县,有“黎阳收,顾九州”的说法。其中,黎阳仓是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国家官署粮仓,经考古发现,这座依山而建的古粮仓,距今1400多年,总储量约3360万斤,可供8万人吃1年。2014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滑县-浚县段、黎阳仓遗址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延续千年的古庙会、丰厚的文化遗迹、淳朴的乡情民风,是乐队写作的最好素材,也是渗透在乐队每位成

    员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我有个中国梦,希望头顶是蓝色的天空,吃的食物都放心干净,人们的脚步都从从容容。

     (《我有个中国梦》歌词节选)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9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做好“三农”工作,对河南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返乡创业浪潮越来越高涨,女硕士返乡种果树、男博士返乡搞养猪,成为热门新闻。蒋立炜没赶上这拨热度。“曾经有很多机会离开,但我们都选择了留下。一直都没有离开,又如何返乡?”他笑着说,用音乐书写浚县故事,书写河南故事,书写中原精神,已经成为乐队的一种“责任”。

    前不久,乐队创作了一首《我有个中国梦》,成员们聚在一起,从食品安全、蓝天白云、教育、脱贫、养老、医疗等多个领域,畅想了未来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们发现,中国梦,原来就是老百姓的梦,就是他们自己心中最向往的生活。“我们现在,不正在实现和践行吗?”

    即将迎来“成年礼”的农民兄弟乐队未来有何打算?秦献社表示,谈不上坚守,因为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不刻意,很自在。

    “特别具体和明晰的想法,没有,但可以肯定一点,我们哥儿几个,会一直坚持走下去。”蒋立炜说,就算白发苍苍,几个老头还在一起,还能登台唱歌,那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歌,用自己的生命谱成曲,我想,那一定是乐队最棒的一首作品。大家看到我们会说,瞧,原来坚持真能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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