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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百岁抗战老兵:我埋葬了日军“轰炸之王”

时间:2018-09-15 18:22:55  来源:  作者:浏览:  评论:  条  加入收藏

刘景轼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十八日,每年的这一天,在成都生活的人们都将听到防空警报拉响的声音,这样的方式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抗战时期,成都虽然是后方,却也是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前后被轰炸的时间超过六年。当年,在青石桥、盐市口、东大街,处处可见轰炸后躺在地上的同胞,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建筑。

那时候,中国飞机的性能远逊于日军飞机,但无论是天上,还是地面,没有人因为悬殊的力量而屈服,哪怕明知凶多吉少,也没人拉稀摆带。

那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若干年前,同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面临的恐惧,激发的勇气和不屈的意志。

刘景轼就是那个年代的成都人中的一个,他在抗战时投笔从戎,在大轰炸期间参与到成都的防空,曾见证日军“轰炸之王”被我空军击落。

十月一日,是刘景轼100岁生日。当时间散去了硝烟,让我们听听他回忆那些年的故事。

景轼气不平,抱剑从军行

9月8日,当我们来到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时,刘景轼坐在椅子上,上身挺直,精神很好。如果仔细看,他的白发发根又重新长出了黑发,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近百岁高龄。

时间回到1937年。这年,刘景轼19岁,出生于蒲江书香世家的他,刚刚考上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刘父热爱苏轼,为其取名景轼。如果没有战争,他将在象牙塔里接受古典文学熏陶。

时值“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轻的刘景轼不顾家人的反对,愤弃笔投戎,他以诗明志:景轼气不平,抱剑从军行;请缨讨倭寇,马足践胡尘。“我们是被动挨打的,是委屈的。”时隔80载,提起这段屈辱历史,刘景轼仍然情绪愤慨。

这年9月,刘景轼考取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军官队,学习迫击炮。1938年,他被分配至四川省防空司令部。随后,又在防空学校参加了3个月防空专业短训,从此,他的人生与防空工作密不可分。“当时是敌强我弱,我们除了高射炮、照空灯,别无所有。”

据资料显示,从1938年至1944年,日军共出动数百架飞机,针对成都、重庆的机场、学校、居住区等繁华地段进行轰炸,仅成都一地,就造成至少5000余人的死伤。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的刘景轼,参与组织了当时的防服部队,“飞机一来,交通、灯火都要进行管制;炸到哪里起火了,要消防救助;有了伤员,我们把医生、护士都组织起来救治伤员,按照不同片区分配救助。”

敌机来了,是躲是打?打的话,是对空发射高射炮,还是战机升空正面迎敌?不能等到飞机飞到头顶了才做决定。刘景轼说,为了随时了解敌机动态,全川在600多个制高点设立哨所,利用望远镜、听音机,判断飞机从哪里来,多少架,是什么机型,往什么方向飞,这些哨所就是“耳目”。在成都同仁路开办的两期全省防空监视队哨长训练班,刘景轼担任监视队副队长,负责哨长的训练工作,也是唯一一个全职。“当时所有的无线电通讯,都要优先保障监视队。”

刘景轼有一本复印版的“同学录”,封面甚至是简朴的手写“抗日战争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哨长训练班同学录”,内书“机警神速”。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无意间获得了这本同学录,上面不仅记录了当时哨长训练班的干部学员肖像,也正是在这一同学录中,樊建川辗转结识了刘景轼,抗战期间成都防空事务有了更加鲜活的人证史实。其中有一张刘景轼的照片,“所以他(樊建川)复印来送给我。”这本毫不起眼的同学录,被刘景轼视若珍宝。

上对青天卫山河,下恤民命赴汤火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对成都、重庆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所到之处,无不残壁断垣,火光通天,甚至是老百姓不及逃脱被炸身亡,残肢断臂。对于当年轰炸的惨烈景象,刘景轼记忆犹新。

刘景轼说,因为地势原因,成都平原地下以松软的砂石为主,与山城重庆可以在城区构建牢固的地下防空工事不同,抗战时成都人躲避轰炸,多往郊外开阔平坦之地,或树林疏散,“要跑得越远越好。”

“飞机一般从奉节、万县飞过来。”刘景轼说,根据各个哨所监测到的敌机位置和机型等情况,可以判断,敌机可能的轰炸目的地,预计还有多少时间抵达,通过及时的警报预警,让老百姓躲避空袭。

当时,信号共分四种,以旗帜颜色与警报音响长短区别。敌机朝四川飞来,但距离还远,只发“预行警报”,不鸣笛,用黄色旗帜识别。如敌机过宜昌西上,即发“空袭警报”,用绿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二短,“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跑了,晚了就跑不出去了。”而敌机过奉节县、万县,即发出“紧急警报”,用红色旗帜识别,鸣笛一长五短,这时街道上断绝交通,不允许通行。敌机飞走后,确定安全了,才发“解除警报”。

空袭警报一响,空气中弥散着紧张和恐惧,大街上到处都是惊恐的百姓,有的赤脚就跑了出来。后来,对空袭警报熟悉后,老百姓会带上一些食物或值钱的东西,用背篓背上小孩往外跑。解除警报后,老百姓返回城区,只见家园被毁、亲人离散,有的来不及躲避空袭的百姓不幸伤亡,境况十分惨烈。“有一次夜袭,大量的炮弹投放下来,东大街、盐市口、提督街烧得最厉害。”

师直为壮同仇忾,击毙日寇天霸王

1939年11月4日,中午12点,日军机战编队再次轰炸成都,“九架飞机在最前面。”刘景轼说,第一批共有二十七架飞机。一直以来,面对敌强我弱的空袭,我方是“忍让多、反击少”,11月4日,在成都东北角的空战,我方击落日军一架主机、一架僚机,特别是击落了日军“轰炸之王”的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的座机,可以说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当日,哨所监控到敌机动态后,刘景轼所在的指挥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我方战机升空,在成都东北角正面与日军战机开展激战。下午2点左右,指挥部接到消息,有疑似日军的白色降落伞在简阳方向降落。刘景轼联系当地区长,对方却说没有发现降落伞。“后来才晓得,是日军的战斗机被打散架了,(掉落的)应该是银灰色的机翼反射了太阳光,像是白色的。”时隔数十年,刘景轼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坠机的位置,是位于仁寿与简阳处一个叫做“三岔坝观音桥”的地点。另一辆僚机,坠落在中江县麻柳沟。

很快,据截获的日军广播中得知,日军王牌飞行员奥田大佐坠机身亡。前去清场的刘景轼接到命令,一定要确认奥田的身份!“可是我不晓得奥田长什么样啊!”到了坠机现场,刘景轼发现,实际情况比自己想的还要糟,坠落的飞机中一共有7具尸首,但都碎成了一堆,分不出彼此,更不要说去鉴别谁才是奥田。这可怎么办?

刘景轼仔细询问当地目击者,打落的飞机到底是主机还是僚机,得到了是“最前头的一架”的答复后,刘景轼判断,这应该就是此次战斗机群的主机了。

于是刘景轼挨个翻看尸首。在死者中,刘景轼发现了一个胡子花白的嘴唇残骸,而从残骸中发现其他的身体部分都属于年轻人。刘景轼说,奥田是日军第十三海军航空队司令长官,是高级指挥官,不会是年轻人,因此,他判断,花白胡子正是奥田喜久司,这也是在中国空战中毙命的最高日军将领。

在现场,刘景轼还发现了一个公文包和没有被烧毁的作战地图等文件、照片,回到防空司令部后,他将公文包和文件交给了航空委员会周治柔主任,后经审查证实,坠落飞机确实为奥田的座机。

“这是我们自力更生打下来的!不是别的国家援助的!”言语中,刘景轼颇为自豪。飞机残骸被运到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展览,一时间欢呼声鼎沸,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清理完后,刘景轼还联系当地人将日军7人尸首予以安葬。刘景轼说,(战争)是两国相交,不应该任其曝尸荒野。

后来,奥田后人曾辗转托人打听到当年是刘景轼安葬了奥田,想询问具体地址前往祭奠。刘景轼说,可以告知具体地点,但奥田后人必须先代其向中国道歉。消息传到奥田后代处后,此事却没了下文。

结发相依赋悲秋,养生送死不胜愁

1939年,21岁的刘景轼与妻子徐端秀结为伉俪,育有两儿一女。战争年代和特殊时期,刘景轼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无法在家,全靠做会计的妻子以微薄工资独自支撑整个家庭,养母教子,送母归山,直到刘景轼安然回家。回来时,儿子已经成家,刘景轼升级当了爷爷。“有她在,甚至不会让我进厨房。”

1985年,赋闲在家的刘景轼写下《我参加抗日战争防空工作和查实击落奥田大佐飞机的亲历》,刊登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沉寂在历史背后的刘景轼受到了媒体关注。作为历史人证,他的人生经历正是抗战时期的缩影。“还有的杂志社找到了一些当年的照片,请我去辨认。”

2012年11月,时年90岁的徐端秀不慎摔伤骨折,因年事太高无法手术,竟因病溘然长逝。刘景轼痛失爱妻,又习惯了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生活,不愿给子女增加麻烦的他,在2013年住进了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今年已是第5个年头。

在刘景轼老人独居的房间里,或是夫妻俩年轻时的合影,或是妻子的单人照,与“抗日英雄 民族脊梁”的牌匾同在一面墙上。而在老人的书桌上,还摆放着大量的史料书籍,和书籍摆在一起的,有两块掌心大小的放大镜,“我现在眼睛不好了,每天都要看报纸,但只能看清标题了。”刘景轼说。

文学专业的刘景轼写得一手好字,也喜欢诗歌,外出游玩,好友乔迁之喜,长孙婚礼,刘景轼都会手书一首,记载在《继坡诗钞》中(刘景轼字继坡)。

前几年,刘景轼还保留着年轻时的爱好,跳跳曾经年轻军官们在重庆舞厅热衷的交际舞,只是近些年,在福利院还能和他一起跳舞的老人不多了。

刘景轼说,父亲曾有遗训,“贪生怕死,非知非觉;畏死贪生,不道不德;达德行道,可生可死;知己觉人,勉哉吾子。”自己一生,不谄媚不虚伪,只要死得其所,自己心中有杆秤。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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