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法大修增设警察用枪规定确有必要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余守初

近日，公安部官方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以下简称“草案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其中，草案稿中关于警察用枪的规定让人眼前一亮，有助于解决警用枪支管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线民警“怕开枪”或“乱开枪”等现实问题，确有必要，值得点赞。笔者认为，草案稿较好地把握了两个辩证关系，在未来的立法、执法过程中，都应当继续把握好以下这两个关系。

一是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一方面，修法是问题倒逼，要坚持问题导向，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另一方面，修法要立足长远，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做法，坚持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但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而要立足国情社情警情，坚持实战导向、为我所用。如，现行警察法中关于警察使用武器警械的规定仅4条，1996年施行至今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也才5章17条，规定较为笼统，设计不够严密，导致实践中民警用枪经常无所适从，引发舆论争议。此次草案稿不仅在篇幅上大量扩充有关规定（第三十至三十六条、五十七条、六十二条、七十条等），而且在内容上也更加严密。既概括了可以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情形，又明确了不得使用武器和停止使用警械、武器的情形，既通过第三十五条、一百零三条等保障人权、防止权力滥用，又通过第十、第十一、第七十六条等保障民警依法用枪、有效打击违法犯罪。

二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一方面，警察法作为上位法，要及时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升格下位法中确有必要的有关规定，同时加强对下位法的立法指导与刚性约束，以确保法治公安建设的稳定性、原则性。另一方面，上位法也不可能大包大揽、规定过细，否则就会牺牲下位法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上位法与下位法要粗细有别、张弛有度、衔接有力，才能避免出现顶层设计的模糊感、衔接不畅的梗阻感、一线执法的焦虑感。如，草案稿第三十五条（警械武器使用必要限度原则）与总则第八条（权力行使适度原则）相呼应，体现了坚持使用最小武力的精神，但不宜规定过细，倒可以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构建警察法、警察用枪守则、警察用枪指南等相配套，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文件、指导性判例（案例）相衔接的法治实施体系。

具体而言，修改警察法后，应当加强对有关条例、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及时清理、废止、修改与上位法不符的有关规定，尤其是应当及时修改完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明确使用警械武器的具体情形和相关程序：首先是明确使用警械和武器的事先威胁和风险评估程序，针对使用警械和武器的具体情形，建立健全案例指导制度，为一线执法民警提供操作性强的业务指导；其次是明确使用警械和武器人员的选拔、培训和行动指挥程序，细化相关能力测试和资格认证标准，确保相关人员使用警械、武器的专业化水平；再次是明确使用警械和武器的事后处置和监督程序，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与外部监督力量，设立专门的投诉委员会，统一受理核查包括民警涉枪案件在内的群众投诉，切实细化投诉处理的操作办法，规范投诉处理的操作程序。

笔者以为，公安部如此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让人看到了为民代言的诚意、与时俱进的精神和规范执法的决心，值得点赞。当然，草案稿还需经过全国人大审议才能通过，还需全警全民严格遵守，才能最终让“纸面上的法”成为“行动中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