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的《闹城》以文章形式出现在公众号上的时候，就让读者如我惊讶他的记忆力之好。在先睹为快全部书稿的时候，我感叹他为我们贡献了一部个人成长史和社会变迁史的杰作。他能有如此精彩的自传得益于他的记忆力，他最早的记忆居然是一岁的时候。相比而言，很多人是从两三岁时才开始有记忆的；迟钝如我是四岁才开始有记忆的。
我在读本书时，不断对比这个同龄人笔下的人生画卷，那些画卷或场景清晰、丰富而有名字。而我自己，把儿时的乡亲、玩伴、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几乎忘得干干净净，我能记起来的，只是极为有限的场景和人物面相，那些曾经是自己生活世界里重要人物的名字、电影的名字、小人书的名字等，几乎全忘了。苏丹的回忆讲述唤醒了我的记忆，让我确信，尽管我们的童年、少年生活有天上地下的不同，但我们仍拥有共同的时代社会背景。是的，在天命之年写作自传，加上照相机般的记忆，苏丹叙述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他在太原城长大，但他的成长经历，涉及的人物、场景足够丰富，个人、群像、众生相，足够超越局部的太原一地，而反映我们社会的变迁。
把记忆写下来，既需要作家之笔，也需要史家之笔，还需要艺术家之笔、思想家之笔、科学家之笔。苏丹是艺术家，又是评论家，他的文笔有多重属性，也有多重意义。我们常见的回忆多是出于乡土者所写，或多跟乡土有关。苏丹的成长也跟乡土有关，他也在乡村生活过，但他的乡愁是在太原城，跟一座“工业乐园”有关。
苏丹的叙述既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又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类型。他笔下既有我们中国人都感同身受的亲情，如父亲、母亲、兄弟、奶妈，又有生命成长突围的限制，如楼群、社群、群山、方言；有生命对当下的逃离和对外界的好奇，如幼儿园的高墙、饥饿游戏、铁道的锁链、大学梦，还有空间场域变幻的记忆，如大澡堂、大操场、西马路、防空洞、电影院、工业乐园……这跟我的记忆相比就“高大上”了很多，我的记忆里以乡村风物居多，城市元素只是点缀，我随手写下的记忆关键词有：麦田、稻田、菜地、砖土、山坡、小河、猪、牛、羊、鸡、大十字街、供销社，等等。
在苏丹的回忆中，有社会治理和时代的风习，如乒乓球，“全国人民普遍迷恋乒乓球，我的社区里也有自己砌的水泥球台，小伙伴们整日里围着球台你推我挡不忍离去”；如照相，“照相在那个年代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它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经济计划中重要的列支”；如洗澡，“在一个自来水尚未完全普及入户、日常生活大多使用公厕的时代，洗澡是个生活中的大问题”。
这个自传或回忆录因此跟我们汉语学界同类著作有所不同，苏丹有他的理性和节制，但他更施行了叙述者的权利：审判，他不是让历史在回忆里仍处悬而未决的状态，他赋予其价值，他努力对叙述材料进行分别、进行研讨。如他注意到全能时代的社区是封闭型的，即使当时我这样的乡下人羡慕城里人，但他评判说那时的城里人依然生活在熟人社会，并揭示其本质——“内向型的防范”，只是他疑惑：“在这种环视和被环视的空间里，与其说是防范来自外部世界的窥视，不如说是相互关注，因此这是一个压力重重的世界，依靠基层组织居委会的号召和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控制着秩序。”
读这本书让我油然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句诗，“我在今夜做王，我在今夜实现审判”。苏丹是王者之名，他的这本书既是回忆，也是王的宣判。苏丹的王者之举还为我们提供了“老脸”系列，八十年代的群像。从工人、司机、劳模、老师、干部到售货员、运动员、采购员、放映员，从崩爆米花的人、游商、技术员、流氓到文艺工作者、公安人员、民兵、武术大师，等等，有二十多种人物类型。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会对这些人物群像似曾相识，我们不一定记得其中某类人的名字，但一定能像苏丹一样记得他们的服装、道具、姿态。
苏丹的超凡之处是他记得个人的名字、记得群像的神情相貌，他怀着乡愁回到那个工业乐园时，“人们早已把我忘记，但我还是能准确辨认出故人的每一张脸。社会环境的巨变以及残忍的时光已经抹去了他们脸上社会性的浓妆，透出人性的底色。他们该秃顶的秃顶，该缩颈的缩颈，大家都在默默地接受岁月的宣判，等待宿命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