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业余时间听讲座已经成为一批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中央民族大学2017届的毕业生 程子，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听了近两百场讲座，走遍十几所高校。他说讲座最吸引自己的是与纸面阅读、电子阅读不同的鲜活氛围，它“直接面对着人”，而广泛听取众多不同内容的讲座，使自己“成为人而不是某一种人”。
83岁高龄的颜达予，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院的一位退休教授，能写一手精妙的格律诗。在《考古中华》讲座上，没有录音笔和专业设备的颜老，还用着一张包装盒的硬纸板做笔记。他说平时就喜欢在校园里走走看看，“看有什么讲座可听”。
随着“开门办学、不立门槛”的新式办学理念的推进，高校不断释放公共教育资源，以打造精品讲座为契机，收获了一大批“校外粉丝”，他们当中有金融工作者、公务员，也有研究机构研究员和退休教师。大众“乐意来蹭”、高校“欢迎来蹭”，象牙塔已成聚学坛。
4月16日，《京雄双城记：使命、举措与机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讲，现场“惯例”座无虚席。这样的火爆场景每天都会在北京众多高校内上演，据初步统计，仅4月20日一天，北大、清华、人大等多所高校举办的讲座就有50多场，涉及敦煌文献研究、《红楼梦》抄刻本、欧亚全球合作、海淀区绿色空间规划、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分析等各个方面。
是什么吸引了大家？
资源的丰富性是其一。走进校园，北京大学有“才斋讲堂”，清华大学有“新人文讲座”，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明德讲堂”、北京师范大学的“励耘学术讲堂”……海量讲座背后，是高校形成传统、打造名片的独特文化生态圈。公众大可依据兴趣，不拘专业地选其所爱。对很多受访者来说，讲座都成了最好的互补型知识平台。一位IT工程师说，“我父母都是公务员，所以我一直很关注干部体制建设问题，而且这是事关国计的大事”。“跨专业听众”在当天的《干部考核制度的现状和难点》讲座上绝非个例。
资源的稀缺性是其二。在《霍布斯：描绘国家》讲座现场，一位历史学专业工作者坦言：“我是奔着名师来的。”高校讲座同公共图书馆和各类书店举办的讲座相比，开辟出更多学理性问题的讨论空间，更不必说，漂洋过海的海外名师和本土学术大牛在同台论道。
资源的普及性是其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与世界》《行政级别才是理解城市发展的钥匙》《创新经济论坛：模仿、创新与知识产权》……探讨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深度解读国家政策，已成高校讲座新风潮。大家之所以喜欢听人文社科类讲座，“听得懂”也“有所获”是重要原因。
微博“大V”――“北大清华讲座”是北京地区专门收录和更新高校讲座信息的微博账号，勾勒出了一条“新知识时代”的成长轨迹。“2010年玩微博时，我把贴在布告栏上的讲座信息发到微博上，没想到逐渐关注的人多了起来，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最近几年微信公众号发达了，各院系都有自己的发布渠道，之前是没有这么便利的，以前各院系也没有这个意识和意愿公开给社会上更大的人群。这可能是我们这么多年推动的功劳。”在“北大清华讲座”创始人张超口中，讲座信息平台从建立到壮大都受惠于网络信息时代的红利。
而高校讲座受热捧，除了讲座内容及其周边资源本身的吸引力，难舍“第三方”之功。张超说，“一开始我靠骑自行车到各个院系布告栏去摘抄信息，做到第三年，关注度高了，就有很多主办方专门给我们报送信息，希望我们帮助发布，现在绝大部分的主办方都和我们建立了联系。”
注重共享和交互，本是讲座举办的应有之义，而互联网更把这一精神发挥到极致。现在除了借助专门的信息平台，朋友分享的链接、群里分享的消息，也是听众们获取讲座资讯的重要渠道，在“新知识时代”里，讲座与豆瓣小组、微信读书群、微博社区、“知乎”一样，构成一个个“趣缘部落”，搭配出精致且符合个人口味的知识餐，在那里“干货”被更广泛地分享、交互成倍地在增加。
作为高校智库的重要成果，许多校园讲座一直穿行在服务社会、保持学术中立两种理念之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以来，各高校发挥领域专长，奉献出许多有价值的讨论和研究成果，也出现了部分“智库”未经充分研究就匆匆上马的现象，一些高校讲座形式大于内容、态度大于方法，都值得警惕。
事实上，讲座好不好，听的人和讲的人一样重要。相比于课程学习，讲座属于“轻量知识”。许多校外人士听讲座流于“赶场”“刷脸”，从不看门道，只是听热闹。要让高校“开明融通”的讲座文化真正落地，还需要做好知识的消化，使“蹭讲座”不只是“蹭蹭而已”。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04日 1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