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公平的，有入就有出，深入才能高出。深入生活，沉于生活的酱缸是一门“苦”功夫，也是不可替代的“巧”功夫
萝卜问咸菜，咸菜与己同类同型，却为何有酸咸苦辣之别？咸菜指着酱缸，在那里浸泡月余，萝卜都会变成咸菜。深入生活就是把自己放到生活里浸泡，感知百姓的欢乐忧伤，与百姓通心了，和群众连心了，就能获取表达群众情感的色谱，获取创造不同人物性格的证据以及用之不竭的创作激情。
采访蒋筑英导师著名光学家王大珩（1990年）
有人问我，怎么编剧《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活回答了一切。乔安山，一位跟雷锋最亲密的战友却在车祸中意外地结束了雷锋的生命，这些年他是怎么生活的？事故背后就是故事。我手持走向生活的指针，发现了乔安山，采访他、熟悉他、理解他，解开雷锋之死未被披露的真相。我向生活进一步追问，在辽阳市找到了雷锋生前三位战友庞春学、于泉阳、田生绵，详细地了解雷锋牺牲的过程。故事就像蕴藏情感的矿山，需要对感情进行开采。只有了解了生活中的乔安山，体会到他心中的苦辣酸咸，才会有感触、有感动，才会有创作的冲动――乔安山从真实的人物嬗变成我笔下心灵不断挣扎的角色，刘佩奇饰演这个活着的真实人物获得两项最佳演员奖，为中国银幕创造了“这一个”人物形象，得到了观众们的普遍认同。
生活是公平的，有入就有出，深入才能高出，从身入到心入，要把心泡入酱缸里。没有对真实人物的发现，就没有文学形象的发明；没有对人物的内心发掘，就不会有事故后的故事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是决定因素，米在哪里？不在别人的剩饭中、不在他人的牙慧间，而是在大地上由自己收割的稻谷里，这才是酿造中国精神的最美食粮。
我问《摔跤吧！爸爸》印方发行人帕萨特・谢提，剧本创作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剧本是导演尼特什・提瓦瑞和三位编剧根据摔跤手马哈维亚・辛格・珀尕的真实故事创作的，创作了两年多。最终影片的票房回报远远超出了总投资。艺术有其百悖不变的真理：传真不传伪，唯有真诚才能打动人心。这部印度电影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源于生活的故事和人物，是电影最真实可信、最有力的支点。特别是演员为了再现这个故事，用一年半的时间在摔跤场上接受严格的训练，感知摔跤手的酸甜苦辣，拍摄时不用替身，进而在银幕上将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传递给观众。父亲和女儿们在实现梦想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障碍，以浓烈的情感、强烈的动作和真实的细节，冲破语言和文化的藩篱，直击银幕前我们的内心，这就是艺术感染力。艺术感染力首先需是创作者自身在生活中切实感知到的，只有打开自己去接受生活的浸泡，才能体味到人性的复杂与情感的酸甜苦辣。没有生活的真情实感做支点，只能是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在山东聊城采访孔繁森哥哥孔繁华
与法官妈妈尚秀云到未成年犯罪管教所探访少年犯（2000年）
中外成功的文艺作品都在告诉我们，生活是本经，一念就灵。创作者能否深入生活，不仅仅是创作方法问题，更是信念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心灵工程。我是跟随前辈作家深入生活学习创作的，我坚持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不能身临其境就难得意境。当我来到安徽省和县新桥镇供销社那间至今还在的化肥仓库，周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第一块奥运会金牌得主许海峰曾在这里卖过化肥，《许海峰的枪》就有力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这个典型人物；我写《蒋筑英》采访60多人、笔记写20万字；我写孔繁森、牛玉儒、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写法官妈妈尚秀云，都尽可能地深入到人物曾经生活过的一线……即使写革命历史题材如《建国大业》《辛亥革命》《黄克功案件》，我也到生活中寻找历史遗迹，尽可能地去感知彼时的时代环境，找到创作的独特感觉。
在第一汽车厂深入生活（1986年）
深入生活，沉于生活的酱缸是一门“苦”功夫，更是不可替代的“巧”功夫。要想出原创精品，就必须在生活中发现人物、接触人物、钻研人物，进而创造人物，信念是艺术的生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我而言，这已是信条。回首40年的编剧生涯，耳畔响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协九大、文联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我抱定这样的态度去提高这样的能力，同时也希望将这深入生活的接力棒递到年轻人的手中。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