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无人机遥感与早期影像，有学者揭示了甘肃疏勒河流域古城址“依水而居”的分布模式，深化了对干旱区古代人地适应策略的认识；在江汉平原史前治水研究中，通过无人机拍摄与三维重建，厘清了先民利用地形、修建水坝及沟渠系统，实现旱涝保收的水利管理模式；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与模拟，同样得益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GIS空间分析……这是数字技术赋能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生动注脚。
当数字技术遇到考古工作，能做的可不止这些。
从高分辨率遥感、无人机航拍、无人机激光雷达等空间信息采集技术，到实景三维重建、地理信息系统、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数字技术手段已全面渗透至考古调查、发掘、阐释、保护与展示的全链条。这些技术不仅极大提升了考古工作的精度与效率，推动研究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模型驱动的科学范式转型，更通过精准的空间要素分析与环境要素重建，为深入探究古代人地关系、聚落形态、资源利用与社会结构等问题开辟了新路径，并为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的传承注入了新动能。
激光雷达技术穿透茂密植被，获取高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
先说数字考古的研究边界，它正随着技术集群的创新与设备的迭代而不断拓展。
在数据采集层面，已形成“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地面扫描与摄影”的多层级技术体系。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可用于大范围遗址普查与景观分析；无人机凭借其灵活、低成本的优势，成为田野考古获取地表数据的核心设备，不仅用于可见光摄影测量，更可搭载多光谱、热红外、激光雷达、磁力仪等传感器，实现针对不同埋藏环境和遗迹性质的探测。例如，激光雷达技术能穿透茂密植被，获取高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在采集树木覆盖下的考古遗址地表信息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在数据处理与分析层面，地理信息系统作为空间数据集成与管理的基础平台，不仅用于存储、查询与展示各类考古空间信息，更可进行距离分析、可视域分析、水文分析、预测建模等深度空间分析，为解读古代人类行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提供量化解析与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正在为考古研究注入新的智能。比如，机器学习算法就被用于古蜀道沿线滑坡易发性评估，构建数据驱动的文化遗产风险预警模型；人工智能则在文物碎片虚拟拼接、器物纹饰自动识别、考古文本信息抽取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从记录到展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数字考古的研究成果，同样服务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管理、阐释与传承，赋能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的“活化”。
在记录与存档方面，三维重建技术可全方位、高精度地记录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及不可移动遗产的几何形态与纹理信息，生成的数字模型不仅是研究的基础资料，更是应对自然损毁等挑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可能的重建或虚拟修复保留了可信的数据源。
“三维建模技术助力中国—肯尼亚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5)》。据了解，自项目启动以来，中方团队分享相关技术与设备，助力肯尼亚用数字化记录遗址遗物，推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保护与管理方面，基于实景三维、物联网传感器和GIS平台构建的遗产监测管理系统，可实现对大型遗址、历史建筑、石窟寺等的本体状况、周边环境及游客活动的动态与精细化监测，为预防性保护和科学管理决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持。数字孪生技术则通过构建与物理遗产完全同步的虚拟模型，允许在数字空间中进行保护方案模拟、影响评估和虚拟修复，降低了实际干预的风险与成本。
在阐释、展示与传播方面，数字技术改变了文化遗产的叙事与体验方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打破时空局限，重建已消失的历史场景，或将数字信息叠加于现实遗产之上，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深度体验。例如，“数字敦煌”资源库让全球观众可以在线高清漫游洞窟；全息舞台等新型展示方式，使文物故事得以生动讲述、广泛传播。
数字考古正从“技术导向”转向“问题导向”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考古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类技术并非炫技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最新技术的应用解决关键的考古学问题。当前，数字考古正从“技术导向”转向“问题导向”，更加注重利用空间信息分析和可视化手段，揭示古代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深化对文明起源、发展与演变规律的认识。
如果将中国数字考古的研究与发展置于全球视野中观察，国际数字考古领域同样经历了从技术导向到问题驱动的转变。早期研究侧重于技术方法的应用，而当前的研究更强调利用各类技术解决具体的考古学问题。在前沿技术探索上，无论是人工智能用于器物识别与碎片拼接，还是机器学习用于遗址预测与风险分析，全球学术界都在积极尝试。
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数字考古将在技术融合、学科交叉与文化传承中谱写新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