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2月19日電 據中新社報導，“香港電影為什麼要回到八十年代？”文化研究跨院校講師陳嘉銘近日接受中新社訪問時，將“八十年代”這一“指標”之於香港電影發展，稱作一種“迷思”。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資料顯示，近五年香港電影數量均較穩定維持在每年50至65部。尤以2018年《無雙》《逆流大叔》和《非同凡響》等多部獲票房或口碑影片，聚焦多樣性本土故事。當周潤發等一眾代表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經典面孔重又在大熒幕出現，觀眾不免遐想，是否香港電影低迷十數年後，將就此轉折，迎來另一個風光無限的八十年代？
看似樂觀的數字祗被陳嘉銘視作參考，並非可以直接跳轉至“香港電影業回升”這一結論。不過，方向在摸索中或許逐漸清晰，有一絲“撥開雲霧見月明”的意味。
轉折出現在2011年，由香港導演許鞍華執導的《桃姐》首映。影片沒有好萊塢式大製作，投射的是香港安老問題，卻斬獲國內外多項大獎。
《桃姐》的成功嘗試令“本土題材”概念初見雛形，之後越來越多專注於“香港人”、反思“香港社會問題”的優質影片出現，例如探討居屋環境及精神病患等問題的《一念無明》(2017年)，呼籲關注特殊群體的《黃金花》(2017年)和《非同凡響》(2018年)，以及融入香港傳統特色、以“龍舟賽”作為叙事主線的《逆流大叔》(2018年)。
“電影要能够回應人，回應社會，回應時代”，不局限於一種標準或定義，尋找更多題材轉化與突破的可能性，這是陳嘉銘所認為理想的香港電影發展狀態。
在經歷了對八十年代開創的多元化題材不斷自我複製的“食老本”過程後，香港電影“可能找到了一些新的路”，陳嘉銘說，這條路便是叙述香港。
而叙述香港，“也是因為新一代電影人有種對香港電影正被侵蝕的焦慮”，在陳嘉銘看來，這種焦慮與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一代電影人又不同，“那批人在外國讀書，帶著新概念、新技術歸來，很有使命感地想從新角度拍香港的事”。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首任總監、香港電影發展局委員卓伯棠正屬於“香港新浪潮”那一撥。
“香港故事是有觀眾基礎的，也可以吸引人，關鍵在於你有沒有拍好”，這一點對卓伯棠而言毋庸置疑，新浪潮電影人早已作出示範，“他們有人拍武俠，有人拍寫實，有人拍警匪，可能有人一輩子都在拍同一樣東西”，他欣賞也信服那個年代裡的“笨拙”。
卓伯棠在大學任教多年，常聽見圍繞身邊的年輕一代志向遠大，要令香港電影“國際化”，他總忍不住皺眉，反問道：“拋掉本土人文，沒有扎實的根基，哪裡憑空來的國際化？”
“香港電影有專業人才，也有規範的製作機制”，這是雖已轉身而遺影猶存的風光時代，留給香港的潛力。除此之外，卓伯棠還期待特區政府扶持政策這縷“東風”吹得更勁。
2018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建議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港元，助力港產片在人才培訓、提升製作、拓展市場及拓展觀眾群四個方面的發展，並加碼資助基金下“首部劇情片電影計劃”和“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稱“這對香港電影業是一個好消息”。過去幾年由於內地市場蓬勃，很多香港電影人與投資者更願意將資金投入內地電影，或兩地合拍片，港產片投資相對較少。“這兩項計劃給予製作人更多空間和機會留在香港投入本地電影製作”，馬逢國認為這對未來香港電影發展會是一重保障。(韓星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