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圈，也是一个江湖。
在这个江湖中，有人烧香、有人算命、有人获得千百倍收益、有人血本无归、有人能制造风口、扭转乾坤，但更多的人只能顺势而为。大部分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是路，什么是坑。
上午 9 点半，丁厅和合伙人紧急开了一个会，一起商量对策。
之前谈好的一个LP出了点状况，不想投了。当务之急，他们得赶紧找到替补份额的人。
“当时都谈好了，对方也有比较强烈的意向，都准备签协议了。现在只能再找新的LP，最差的情况，就是调整二期基金的盘子。”哲略资本创始合伙人丁厅告诉猎云网。
此时，距离他们新基金成立刚刚过去 3 个月，这是他们募集的第二期基金，二期规模不是特别大，LP的构成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少数几个企业家和个人。
一个LP的退出虽然不会影响全局，但是打乱了节奏。“这也很正常，跟我们投资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签字打款，都会有很多变化。”
最终商量的结果是，几位合伙人春节前再各自找一下自己的资源，争取找到新的投资人填补份额。“如果春节前能敲定新LP的话，春节后我们就可以close，然后开始运作。”
丁厅 2014 年进入VC行业，此前他曾在一家世界 500 强的消费品公司工作了 7 年。
“我是学市场经济的，对我们八零初那一代人来讲，当时毕业没有什么选择，像今天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基金，那时候都非常稀缺，当年最好的方向就是去外资 500 强。”
虽然他转行做投资人的时候，互联网创业的浪潮已经接近尾声，但丁厅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还是对的。过去的五年，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并没有很好的跟上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工作还是个人，都有点停滞不前。
相比原来的工作，投资人可以不断接触新鲜事物、新的人，他喜欢这种状态。
但是去年上半年，丁厅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挫败感。
他原来所在的机构，从 2016 年年初一直到 2017 年上半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AI上面。这来自于他所在机构策略的调整，过去的两三年，互联网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
虽然他们在AI上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却没有什么结果出来。“我们没有什么AI资源，在这方面的判断也不强，很多机构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也不适合再参与。”
此外，在原来的平台，丁厅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受一些局限。“有很多项目，当时是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介入的，我也坚定的想参与，但因为内部决策问题，没有参与进去，非常可惜。”
这也是投资机构里所有执行层的集体尴尬，自己看好的项目没法出手是经常的事，因为基金的风格很大程度会受创始人或控制人的影响，他们的风格往往会映射到整个团队上。
这让他有些困惑。
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风格去组建一支基金。因此，在去年下半年，丁厅离开了原来的机构，和合伙人一起成立了哲略资本。
新基金选择了新消费作为主要投资方向，这也是丁厅所擅长的，过去他一直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在行业内立足，找到自己差异化的立足点，放大自己的优势。不敢说做多大，最起码做一支小而美，有温度的基金。”
从做具体业务，到运营管理，从职业转到事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也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原来的机构，丁厅主要负责投资业务，他的工作就是把项目投好，钱不用担心。
但现在他的角色变了，作为基金管理者，他不仅要负责投资，还要管理整个基金，包括募资，团队管理、投后、LP关系，他都要亲力亲为。
而钱，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对于基金来讲，资金充足是一个长期课题。即使是像红杉、IDG这样的一线基金，也面临着募资上的挑战，这是行业现状。
“任何一支基金如果说自己募资没有困难，都是瞎说。”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只不过是难易程度高低而已。
而对于他们这样一支新基金，募资压力就更大了。
如果募不到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管理费收入低，团队的薪酬待遇都会受影响。
目前，丁厅的团队有 8 个人，月薪开的也不高，投资总监税前只有2. 5 万。这在同行业中已经算是很低了，目前行业内投资总监的年薪普遍在60- 100 万之间。
“我们现在开不起这么高，所以我们希望找到有潜力的投资经理，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合伙人。”按照丁厅的计划，如果基金能做起来，很快就需要一批合伙人来负责不同的领域。
但即使这样，团队的开销依然非常大。
最大的开销来自于团队工资和办公室，“人力成本一年两百万不到，办公室租金一年也有上百万，加上差旅以及其他开销一年几十万。”
因此，压力与焦虑，每天都存在。
募资江湖：各种坑和套路
在募资的江湖里，也有各种坑和套路。
对于基金来讲，大钱的来源就那么几个，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公司、政府、银行、大财团。这其中最好的钱是母基金、政府引导基金以及部分财务管理平台等，这些机构相对比较专业，运作也更规范，他们有一套投资GP的方法。
但除了这些正规机构以外，其实在民间，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人以及家族财富，其总量远远高过市场上的正规机构。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江浙以及福建一带，民间所蕴藏的财富数量是惊人的，但这些地区的民间财富更多的是通过同乡以及圈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来进行民间借贷或互相拆借。
而随着股权投资的兴起，这些巨量的民间财富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但他们往往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进来后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要求拿掉五个点的管理费，相当于两年半白干了，而且未来的投资收益他们还要参与分成。”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这样的要求，会动摇VC的商业模式，包括投资策略、回报，都会受很大影响。而管理费和收益分成，是基金的生存之道。
“我们还是希望拿正规机构的钱，但短期内我们不会去找知名的一线资金，我知道他们投资GP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没必要浪费双方的时间和精力。”丁厅说。
因此，他选择先从身边有信任关系的企业家入手。“有一些LP愿意信任我们，那我们先拿可以确定的钱。”
“我们跟金主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名川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求乐讲道，王求乐此前曾任职赛富， 2016 年从赛富离开后，成立了名川资本。
在王求乐看来，国内的LP其实是蛮新的一群人，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还并不成熟。对大多数LP来说，市场上的一线基金很难投进去，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人可以投?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而业绩是取得LP信任的重要前提，也是决定一个基金能否长青最重要的因素。
据硅谷的统计，80%的基金只能做 1 期，90%的基金超不过 3 期，超过 3 期的只要不出意外，这个品牌就长青了。
“我们最多只能犯一支基金的错误，要是犯两次以上，就消失了。”与原来在赛富的时候不同，王求乐觉得现在要做一个狙击手，每打一颗子弹，都要尽可能有效。
在丁厅看来，GP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LP把钱保管好，同时还要尽可能投中那些高成长、高回报的项目。
“首先要让现有的LP满意，对我们放心，这个钱对他们来讲，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其实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参与，关键是能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另外我也需要他帮我们背书，去介绍更多好的LP进来。”
作为一支新基金，他们需要快速的证明自己，这个压力其实非常大，“我们真的害怕，错过一个机会。”丁厅说。
如果没有好项目，一切都是空的，回报不可能完成。
怕投错，也怕错过
其实对于大部分中小基金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
在一个行业里，真正好的项目凤毛麟角。好项目往往是BAT抢完了，才轮到红杉和IDG等一线基金，其次才是市场上的其他基金。
不仅如此，投资圈的圈层化也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之间正在形成更深层次的信任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还在不断强化，令圈子外的人很难插手。
有一些好项目不是你看不看得懂，而是你拿不拿的到，并且这些项目有不少都是明摆着可以赚钱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与大基金的直接竞争，别人也想投，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投进去，人家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参与?”丁厅说。
在原来的机构，有几次丁厅与对方谈的都挺好，但是对方很直接的告诉他，“他们正在等某知名机构的TS，如果对方出了，那就确定要他们的钱，不要你们的，如果他们还在磨蹭，我就考虑你。”
这种情况，在他的新基金，不会更好，只会更差。
“我们现在更务实一点，不一定要领投或者董事席位，如果创始人认可我们的专业性，觉得我们对他有帮助，我们可以用合投或跟投的方式。”
虽然竞争激烈，但丁厅也不愿去挑那些没人关注的，或者为了估值便宜，参与一些比较小众和非主流的项目，因为那样风险也很大。“我们基金虽然小，但更愿意跟主流基金、大基金走得近一些，参与到那些好项目中去，享受头部的红利。”
这也是小基金的生存之道。
但事实上，不仅是新基金，即使是一些经验丰富、曾经投出过明星项目的投资人和机构，也面临着如何投出下一个独角兽级企业的压力。投资的路，远没有尽头。
“我现在拿的TS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要涨价，其次我干脆把账号给你们，你们把钱打给我，打完了我们再谈。”一位创业者直截了当的告诉联想之星合伙人李明。
“我们肯定不会投这样的项目”，李明觉的还是要把事情看清楚一点。
但据说有些机构就立刻把钱打给了对方，“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那么多聪明人，那么多新基金，而优质项目的稀缺，更加剧了这种竞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大基金的钱越来越多，新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想要投出下一个独角兽企业。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年中，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达到 11251 家，管理基金数量达到 23473 支，基金实缴规模5. 83 万亿元。
另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股权投资从业者已经达20- 30 万人，其中 6 万人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
这么多的钱也需要有去处，而找不到好项目，几乎是所有财富持有者共同的一个困惑。很多机构拿着钱着急找项目，也造成了某些项目的估值虚高。
“莫名其妙地贵，天使项目很少 5000 万以下的，创始团队对估值的预期都非常高。”谈及过去一年的感受，国宏嘉信创始合伙人马志强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快还有贵。
估值已经很贵了，这一轮要不要接?接了会不会成为最后一轮?下一轮找谁呢?什么时候能退?这都是问题。
“不好意思翔哥，您帮了我很多忙，非常感激，但这次可能不能拿您的钱了。”一位创业者打电话告诉黑马基金管理合伙人胡翔。
此前，胡翔和他的团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帮这个项目梳理思路和商业模式，关键点有了很多突破，也签了TS，投资协议都起草好了，胡翔觉得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对方告诉他，另一家机构给了同样的估值，不过是按美元。
“我们在这里面是付出了心血的，按照法律效力也该我们来投，但我也不能把他强按在地上，说你就得按这个价格拿我的钱。其实按照协议是可以的，因为我们TS里签了排他协议。”说起这件事，胡翔有些郁闷。
“如果这个创业者有感恩的心，他可以先拿我们的钱，然后再快速的拿下一轮。”但胡翔放弃了，他觉得心不在一起就很难。“我认了”，他说。
李明觉得，创业者有感恩的心很重要。曾经某个知名项目的创始人找到他，说能不能一起把前面的投资人坑一下，但他拒绝了。“跟我们的价值观不太一致，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前面的人，我觉得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
“你要不要投?不投还有投资人在后面等着。”一位创始人跟何绍钧讲。
何绍钧此前曾担任云脑基金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由田溯宁、丁健、杨元庆和李彦宏四人共同成立的基金。目前，他的身份是十方创投管理合伙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但CEO非常骄傲，何绍钧最终还是决定不碰，但他说并不是因为对方很骄傲。
“投资是这样，没投的时候，是他追我，但投了以后就是我追你。我们需要很多交流，一起做很多重大决定，我会选择沟通比较顺畅的CEO，要不然我投进去以后，天天跟你打架，那就没意思，你辛苦我也辛苦。”
但有时遇到非常好的项目，投资人往往也不想错过，甚至还会耍“赖皮”。
“我们曾经也把创业者锁到过会议室，还不止一次。”李明笑着说，“也不是限制人家自由，就是不让人走呗，谈完了再走。”
“当然，我们一些项目也被别人锁过。”曾有创始人打电话向李明求助，说被别的机构关在会议室里不让走。
怕投错，也怕错过，这是投资人经常矛盾与纠结的点。
但做投资，错过永远都是不可避免的主题。虽然行业永远都有新机会，但实际上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大机会，如果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正如熊晓鸽所说：VC是一个永远都在后悔的行业。
“你们根本就没相遇过，这不叫错过;相遇过，但只是点头之交，也不叫错过;只有你跟她花前月下过，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牵手，这才叫错过。”胡翔告诉猎云网。
去年趣店上市的时候，胡翔曾写了一篇《三次错过趣店的投资是什么感受?》，一度在朋友圈刷屏。
这源自于胡翔与罗敏曾有过的一段“花前月下”，趣店的罗敏曾三次找到胡翔，问胡翔要不要投资?但由于种种原因，胡翔最终没有入局。
“会有一些后悔，尤其是看到错过的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估值翻了很多倍，这种情绪不可避免，我们只是希望能少错过一些。”胡翔说。
错过趣店的胡翔，发了一条朋友圈“错过是投资人经常要面对的，一边送上祝福一边心如刀绞”。
不断变换的风口
所有人都想投出那种带来千百倍回报的明星项目。因为俘获一个现象级企业，不仅关乎一个投资人、一家投资机构的收益，更关乎声誉，乃至命运。
而优质项目的稀缺，则加剧了不安和焦虑的情绪。
所以，当一旦有好的项目出现时，大家便一拥而上。这个时候，风口出现了。
来不及验证对错，因为机会稍纵即逝。曾经有投资人因为晚去了几个小时，价格翻倍而错过一个好项目。
“太快了!”马志强感叹道。“所有行业都在造概念，不管是媒体、投资人还是创业者，似乎都热衷于找风口这件事。”
任何一个方向，一开始有一两个勇于尝试的团队进来，一旦这件事被认可之后，接下来的速度会快到让你叹为观止，一大批人蜂拥而至，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复制，最后就是一地鸡毛。
所以这就需要投资人不仅对行业有很深的认识和人脉，动作还要快。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拿到案子，第一时间做判断。过去看一个公司看半年，现在半年风口都过了。
“如果现在还有公司等你半年的，大概率也不是个好公司，好公司等不了这么久，一个月到头了。”三千资本合伙人黄璜说。
其实就在 2017 年上半年，投资圈普遍还在为找不到投资主题而焦虑。
“除了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还能投点什么?”这是投资人上半年常问的一句话。
但是到了下半年，新零售、电动汽车、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年底的直播答题、供应链升级、区块链就开始轮番登场，而且一次比一次热闹。
这其中，有些风口生命力还比较强，有很好的持续性，有些风口纯粹就是一阵风，刮完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一些投资人也十分热衷于追逐风口，与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找寻一个有潜力的项目，并且耐心培养和等待不同，风口上的项目似乎性价比更高，不仅能扬名，还能快速的获得高额收益。
投资人追风，创业者也在追风。
“曾经有一个项目，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个一般的项目，AI火的时候，他就把公司变成了一家AI公司。前两天我见他，他跟我说，他们是一个AI+区块链的公司。”何绍钧说道。
这样的公司其实比比皆是，大多数都是为了迎合投资人，为了融资。
何绍钧认为，是追风，还是真正解决问题?这很重要!“因为你追风是为了追投资，迎合投资人，但真正创业是为了解决一个痛点。”
“我会看他新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需要这种技术。可能他以前真的缺这个技术，现在有了新技术可以很好的弥补。比如你加区块链是否合理，还是只是为了骗投资人的钱?”
“我能判断这些技术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何绍钧此前曾担任亚信科技高级副总裁/系统设计专家、美国Groupon(中国)副总裁、美国VeriSign全球副总裁等职，是技术方面的专家。
见到何绍钧的当天，他早上刚刚看了 8 个项目，并且是 8 个不同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有太多我不懂的东西，需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很多新知识，感兴趣的项目还要好好研究，深入了解行业，竞争对手是谁?前景怎么样?”
在何绍钧看来，现在的创业者很聪明，很多都不是第一次见投资人，非常圆滑。“我们要从里面把那些有潜力的和只是追风的创业者区分出来。”
“风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前期都有很长的驱动过程，只是因为某个关键点的成熟而被引爆。”李明觉得，当你看到风口起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
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人来说，其实也并没有抓住风口的机会。与极少数人可以造风口，甚至扭转乾坤不同，更多的人只能顺势而为。
而在这种层出不穷、快速转换的风口下，想要保持独立分析，也变得越来越难得。
“投资人也是二八分，20%懂的，80%全是蹭的。天天出去酒局，你投什么哥们?我蹭一点。”一位圈内人士如此评价。
在他看来，大多数投资人都很难称得上专业。“很多人都说要投AI，但是大部分投资人真的懂AI吗?是不是都是补了一个月课，然后开始投的?大家都说要通过上市退出，请问A股和港股上市有什么区别?我敢保证80%的投资人不懂!”
“大部分投资人其实都是投机主义者。”这位人士表示。而跨越农历新年的一场区块链盛宴，则将这种投机属性和风口效应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过去一个月赚的比过去 7 年都多。”PreAngel创始人王利杰说。
在这场有史以来任何金融产品都无法匹敌的数字货币的跌宕起伏中，赚钱成为了最大共识，所有人都怕错过了上车的机会。
“那这不成了发空气币了么?”
“说白了你现在就是套区块链的概念，赶紧把ICO发了，先把钱拿进来再说。”
深夜，两个创业者还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激烈讨论着。
所谓“币圈一天，人间一年”，许多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币圈玩家，一下都变成了大神。“徐老师最近一直在约我吃饭，但我实在没时间。”在一场饭局上，一位币圈内知名人士“不经意”间透露。
“区块链目前还处在造风阶段，需要一个市场和资本教育的过程，虽然有一定的成长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星翰资本杨歌告诉猎云网，“我们还在观望，不会完全不参与，但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参与。”
在这场所谓的技术革命中，不仅将投资人分成了几派，也彻底搅动了白领阶层的集体焦虑。
学习，永无止境
“你对新事物的认知，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你就会焦虑。”马志强说。
为什么大家在积极拥抱区块链，为什么这两年知识付费很火?就是因为大家担心自己的认知跟不上，担心被世界抛弃。
在黄璜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动画和导演方面的专业书籍。
他关注几个领域，但由于领域之间会有交叉，而且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黄璜看来，需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
“做投资，你不能说跟人家最顶尖的人有一样的水平，但起码得有一个入门级水平，否则你去跟导演聊天，怎么判断这导演好还是不好?”黄璜说。
因此，作为投资人，总是需要快速了解市场上新的业务模式、概念和技术。行业不断推陈出新，学习，永无止境。
杨歌有一个知识图谱，他会用框架去记忆所有的东西。“我会看非常细的东西，量子技术会从头看，我可以写 15 种程序，人工智能代码我自己写，生物医药所有的基因技术自己学。几乎全部的 4 级行业以及大部分 5 级子行业我都看过。”
虽然做天使投资不一定要研究到这么细的程度，但这是杨歌的优势，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曾经考过全院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我喜欢看这些东西，我的兴趣在这。”
对于黄璜来说，现在主要的烦恼就是没时间锻炼，没时间陪家人。“天天各种饭局，基本都是找你要钱。我现在有时候约人，就问你想爬山吗?咱能不能一边爬山一边谈?或者去公园跑步。”
这也是大多数投资人的生活状态，需要不断学习，要做社交，要见LP，需要关注投过的公司，还要见一些潜在的投资对象，跟合伙人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还多。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种人没生活，但确实也是一种活法。”每天睡六个半小时，一周工作时间是16×7，吃饭基本都在谈工作。杨歌说他已经把工作和生活视为一体了。
但杨歌小时候，奶奶曾告诉他，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该玩的时候就玩，这样才能把人生做好。“如果不给自己减压和娱乐，工作效率就会降低，而且长期聚焦在一些细节上，宏观也会缺失。”
去年十一，杨歌和爱人做了一次蜜月旅行，在这之前，杨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旅行过。这一次，他花了 21 天的时间走了五个国家，从南非到巴西到阿根廷一直到厄瓜多尔，最后到美国。“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时间上很奢侈，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工作。”
其实不仅是基金合伙人，大部分投资机构中层的生活也都是异常忙碌。
“经常出差，没时间谈恋爱，没时间结婚，不敢生孩子，需要不断学习，给领导汇报 10 页PPT恨不得写 100 页。”一位圈内人士，透露了基金内中层人士的生活状态。
但是与基金合伙人大多在物质上没有压力不同，中层往往还面临着物质上的压力。目前，国内的一线基金基本都在北上深，在这些城市，房价、生活成本，堪称昂贵。
而且除了物质上的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面临职场上的压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升到合伙人级别，很多人到了 30 多岁，依然还在中层，面临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一位圈内人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