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社区志愿者Jacob(荷兰裔新西兰人)采访记者：张懿 通讯员：韩海峰
地处松江区的东明花苑小区，这些天来不少居民都认识了一位外籍志愿者——来自新西兰的Jacob(雅各布)。在其他志愿者眼中，这个老外说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做事一丝不苟。他给自己取了中文名——罗江强，因此大家都喜欢叫他“老罗”。热心志愿服务的他更紧密地融入了社区，更深入了解了这座城市。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13年，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告诉大家，自从4月1日以来，我一直在松江区与病毒作战。
我住在方松街道东明花苑小区，这里有2500多位居民。自从浦西地区封控以来，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籍人士，我决定在世界上最具发展前景之一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做一个不计回报的疫情防控志愿者。于是，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楼里一位热心的共产党员。很快，我便拿到了申请表，填写信息后，我被任命为一名多语言志愿者，还领到了一次性隔离服、手套、口罩、面屏，以及一件绿色的志愿者马甲。
封控之后，我参与了几次核酸采样的秩序维持工作，引导居民保持安全间距，有序排队行进。其他更多时间，我参与楼栋人员登记工作，确保特定楼栋居民全部下楼完成核酸采样。在上海，人们广泛使用社交媒体，楼组长会通过微信群提醒居民。
如果要问我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做志愿者，去做那些平凡又艰巨的工作。我猜，无论是商务人士、教师、学生还是其他行业的人，大多数人的原因是一致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天生的责任感，认识到病毒传播可能会瘫痪基本公共服务并危及更多人的生命，那就必须挺身而出。
在我们小区，核酸检测排队过程中，大家都要提前准备好核酸码。20人一组的混采模式，也让整个队伍非常顺畅。由于上海采用了超级高效的方法，确保了在一天内完成2500万人口的核酸测试，这在世界上闻所未闻。
在高效运转的核酸检测机制下，上海检测出了不少新冠阳性病例。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无症状感染者，但有可能会成为传染源。这些市民将被集中隔离，直到多次核酸结果呈阴性。我还记得2020年的武汉，仅用三个星期就建设了16个方舱医院，投入运营15个，一共1.5万个床位可以收治病人，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样，随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的改建工程陆续完成，那里最终可提供约5万张床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方舱医院，确保病人“应收尽收”。
封控期间，上海市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物资，包括一些新鲜的蔬菜、面条、肉类，甚至还有中药。成千上万的食品包裹从中国各地被卡车运来，这些物资的发放对于社区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挑战。最后，都由包括我们志愿者在内的很多人，不辞辛劳、面带微笑地送去。对于居民在网上订购的婴儿奶粉、药品等物品，我们志愿者会使用包括行李车、电动自行车等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送到对应的楼栋下。
垃圾清运也很规律、高效和快速。居委会要求每户居民上午7点至8点将分类好的干湿垃圾袋放在门口。我和其他志愿者穿好一次性隔离服，佩戴好手套和口罩，将垃圾装箱压实，并运送至指定垃圾点位，然后由环卫部门收集。志愿者们穿戴过的隔离服、手套和面罩都将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要遏制像奥密克戎毒株这样快速传播的病毒，关键是尽量减少人与人的接触，这很难控制，因为人类是一种喜欢群居的脊椎动物。因此，我和其他志愿者们需要在小区进行夜间巡逻，防止有居民违规外出。但说实话，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极其少。
我始终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是目前全球最好的解决方案。当下，对许多人来说是短暂的不适，对极少数人来说会历经一些痛苦，但这最终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民生。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死亡。
我熟悉的其他一些在中国的外国朋友认为，他们乐意继续留在中国，在中国的日子过得很愉快。他们从在中国的工作中受益，希望参与疫情防控，回馈这个国家。志愿服务也能真正了解当地人，例如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在我的社区，大多数年轻的志愿者都是共产党员。从他们身上，我能感受到上世纪30年代所铸就的“长征精神”——不怕任何困难，紧密团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