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评论员 任冠青
在中国，有一些地方的出名是源于人们从想象到现实的投射，现实再美，也多少要加上原作中的一层滤镜。比如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张继吟诵过的寒山寺，或是《似水年华》的拍摄地乌镇。可是有一个地方，却凭借着它所处的现实而闻名世界。从1936年至今，它吸引着一群群好奇的来客，他们试图摘掉一层又一层有色眼镜，用最客观的笔触记录着这里的现实。这个地方就是因费孝通而闻名的江村。
八十年来，真实，形成了这个地方最致命的吸引力。
江村因为费孝通改变最大的，可能就是它的名字了。江村原名开弦弓村，隶属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因一条河流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而得名。1936年，费孝通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并写就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部人类学经典著作。此后，从1936年至2003年，他27次重访江村，时间跨度长达67年之久。
那么八十年后的江村，现状如何？这个问题最初也许只是起源于最原始的好奇心，也许是出于谱系性的研究惯性，但是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多年后对江村进行重访的意义是什么？如此的“行行重行行”，会不会变成西西弗式的无用功？
在《江村八十年》中，作者王莎莎似乎给出了她的答案：不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体系中查遗补漏，更重要的是以时空的观念记录这个地方的变与不变。有时候，一个地方的变化恰恰映射着最深处的不变。比如，“两头婚”就是一个特别意思的现象。“两头婚”，即夫妻双方既不娶进，也不嫁出，作为新成立的家庭，仍然分别属于男女双方的家庭体系，顶各自家族的门户。
根据王莎莎的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后应运而生的“两头婚”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结婚仪式的花费中讲求夫妻双方的平等，一是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力求兼顾各自原生家庭的义务，第三就是生育子女的姓氏要满足双方家庭延续香火的要求。
有意思的是，“两头婚”看似是认可女性家庭地位的进步，实则是对传统价值观最深刻的坚守。王莎莎就发现，一般而言，一对夫妻至少要生两个孩子才能分别继承双方家庭的香火，即要分别“顶门头”。同时，双方还要提前商量孩子出生顺序的姓氏，以及如何继承两边的香火。所以说，这种看似的观念革新其实更多的是无奈之举，香火、门头这种传统的理念才是人们不可绕过、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本书中，王莎莎用自己的敏锐观察捕捉着江村随着时空迁移所经历的巨变：打工经济的出现、苏南模式的兴衰、网络时代产生的全新生计方式。这些变化当然有着研究和记录的价值，可是更珍贵的是，江村八十年关于婚姻、经济生活方式等的研究，绝不是仅仅关注制度、习俗的变动，更是在挖掘着江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更深层次的坚守。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这种本土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在回答利奇之问时的经典答案。
不过我倒认为，对后来的重访者来说，也许问题本身比这个“标准答案”更为重要：研究者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利奇就认为，由于受到生存期间的社会文化的制约，本土研究者常常难以保证结果的客观和公正。
时至今日，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干预、跳出固有文化价值观的框架，在这些问题上，自我警惕永远比着急解释更为重要。而在某种程度上，费孝通老先生正是用六十七年的实践回应着利奇之问，利奇之问已然成为一种警醒。
还好，王莎莎的这本《江村八十年》正延续着这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