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美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花齐放，芬芳满园。为反映中国美术40年发展面貌，我们上一期邀请范迪安、罗中立、何家英、杨飞云四位美术家，通过亲身经历，讲述与时代同行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几位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讲述中国美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路向美、一路阳光的发展历程。 ——编者
画出民族式、中国味的作品
作者：方增先（中华艺术宫名誉馆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那时候就是在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继续美术创作和研究。
从1955年到1965年十年中，我画了不少水墨作品，大多画农民。1955年的《粒粒皆辛苦》和1964年的《说红书》，在国内画界十分受关注。所以人们称方某出名得早，说我是美术界的“少年先辈”。主题人物创作的道路就从此开始了。
在守住潘天寿“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基础上，我探索出结构素描的方法，把素描中明暗元素弱化，以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成功地把素描融合到传统绘画里面，为现代人物画服务。《粒粒皆辛苦》画面选取一个农村最为普遍的场景——一个憨厚朴实的赶车农民，在丰收时节，捡拾散落大地上的麦穗，这幅画被称为继徐悲鸿《愚公移山》、蒋兆和《流民图》之后，中国新人物画的典范之作。《说红书》描绘了农村公社的社员们在劳作休息时听讲革命故事的情景，在技法处理上，将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融为一体，被视为浙派人物画风格最成熟的作品。
母亲(中国画) 方增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画坛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写实主义的方向何在？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摸着石子过河，在艺术上也往往是比较可行的办法，每件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往前迈步。
纯粹写实终究有它的局限，找到变化的方法很关键。当时我正由杭州调往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到上海报到后没过几天，就上了青藏高原，在青海画了大量人物写生，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大草原。藏民在高原上与天地共呼吸，他们脸上的沧桑，几乎浓缩了人一生的艰辛。我心里涌起一种悲壮感、苍凉感，以及对生命的深深敬畏，更专注于如何画出心里的感觉。
《母亲》这幅画是在改革开放10周年开始着手创作的，那时候人们似乎刚从朦胧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各种思潮很多。我那时候也50多岁了，积累了一些技法心得。当时我就打算用表现主义来做一些突破。画里母亲代表国家，母亲要保护孩子，她本人就要有能力，光靠爱是不行的，要是虚弱了也不行，我就考虑要做一点夸张处理，体型要像山一样雄伟，在脸型上，我觉得要有一点强悍之气，所以后来决定用藏族人，在形象处理上，故意把藏族母亲处理成向远方眺望，手里护着小孩，眼神中有一点焦虑，也反映出那时候的忧患意识。
从1996年开始，我策划了如今已成为文化品牌的“上海双年展”，希望能够在积极推介西方当代艺术的同时，吸收外来艺术为我所用。西方现代艺术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与传统文人画所追求的淡而弥厚的风格碰撞，促使我将突破的视角聚集到在传统画坛独树一帜的黄宾虹的积墨法上。
2001年开始，我又大胆将积墨法运用到人物的脸部、手和肌体的描绘上。以2002年的《闲看行路人》为标志，我开始在表现主义造型的基础上运用积墨的方法作多人物的大场景创作，追求强烈的整体效果。《家乡板凳龙》将大片人物处理成混沌一片，“于昏黑中层层深厚”（黄宾虹语），用积墨法塑造运动中的群像。以此图为标志，可以说积墨法画人物的新风格已然形成。
我对中国水墨画，尤其是人物画的前途，有非常强的信心，为之奋斗而用去毕生精力，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我是一个艺术家，最希望的就是我的作品能够有人看。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艺术生涯最好的40年，我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我们作为文化人，要始终与党和国家站在一起，辨清正确方向，走正确的路。艺术家只有始终把人民作为创作的主角，像我所画的老农民和母亲一样，只有真正把人民作为作品的灵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
工艺美术释放新活力
作者：吕品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在1977年考上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蓬勃向上、充满朝气的状态。校园里也是这种状态，同学们奋发读书，只争朝夕，感觉整个世界充满希望，一切都在重新开始。
其时国家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各行各业都在推广应用现代工业技术，古老的景德镇也处在从传统手工作坊生产向大工业机械化制造转变的阶段。我学的专业是陶瓷美术设计，学院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流程等，都体现了工业化要求和工业生产方式。比如作为专业课的成型课，其所训练的不是制作单件作品的手拉坯技能，而是针对陶瓷工业产品的相应造型设计能力。
读书期间，我们切身感受到时代的变革气息，感受到国家的工业化意志和摆脱落后面貌的坚强决心。后来我则意识到，其实以手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整个工艺美术领域也经历着革新和变化。
1978年春，原轻工业部、外贸部和商业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这次展览可谓工艺美术事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所展示的1万多件作品在品类、题材及样式上突破了之前的“封资修”禁锢，显示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创作上“以复古为革新”的繁盛之景。
20世纪80年代前期，基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格局，工艺美术行业形成了综合管理、生产、教育、研究及交流传播诸机制机能的庞大而整饬的运行体系。体系结构中，从中央到省、地、市县的四级管理体制，统筹除外贸外的计划指令、原料供应、资金分配、生产组织、人才培养、创作研究、展览宣传、评比认证、艺术交流、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等事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每年都举办座谈会、交流会、展览会、评审会等专业活动，并有“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国家级评价、荣典制度。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在最大程度的集约化中得到新的发展，其门类品种、艺术面貌、制作质量以及技艺类型和水平发挥都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我国逐步施行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并遵循“政企分开”原则转变政府职能。从此，由改革管理机构开始，转型转制的改革逐渐推展到全行业，全国工艺美术运行体系日趋分化，民营企业和个体作坊则逐渐崛起。生产组织形式的这种调整变化尽管让许多过来人都经历了变革的阵痛，却更加适合手工生产规律和特性，为工艺美术生产和创作的再度繁荣提供了条件。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民营企业和个体作坊为主体的工艺美术行业新格局逐渐形成。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所增进的自主性以及市场经济对从业者的激励，极大地解放和激发了工艺美术的生产力，为这个历史底蕴深厚的行业带来活泼生机。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自信的增进，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跃进，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国民对工艺美术有了新的认识和诉求。
近十年来形成的手工艺时尚，显示了人们对工艺美术所承载的手工文化价值，以及体现材料、技艺和样式独特性的手工艺术品格的认同和珍视。当代历史条件下日益凸显的文化附加值，强化了工艺美术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优势，提高和增进了工艺美术匠师作为艺术家和文化产业领军人物的社会地位及角色认同。这一切新机制、新认识和新需要，都促进着新世纪生机勃勃的工艺美术创作，使之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形成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
近年来的工艺美术创作更大程度地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新面貌。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丰富了工艺美术创作的技术手段，提高了加工效率和工艺水平，在方式方法上显示了现代科技的深刻影响。新材料和新环境的涌现扩展了工艺美术创作的感知视野，强化了审美体验的当代因子，在涉及材料肌理、色泽和质地的形式处理上更多地融入了现代经验及形式美感。现实变革和新生事物促进了工艺美术创作取向的调整，增强了作品形态及价值内涵与社会需要的关联性，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贴合时代精神。
美术馆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作者：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每个周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都会人流如织，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来美术馆参观的人和工作人员都习以为常，很多美术馆似乎都是这样。
但是将时光退回到40年之前，美术馆里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的美术馆很少，大部分省份没有美术馆，大家对美术馆的认识也只是展览馆概念，展览是当时美术馆的主要功能。美术馆也都是国有性质的，很多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览并不对外，例如大学里的很多美术馆就不对外。普通民众看展览并不容易，进入美术馆看到的作品也有限。
1985年我上大学，彼时美术界开始活跃起来，我还记得当时坐火车去北京看画展的心情，激动、好奇、一点点朝觐、还有一些憧憬——那时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很多展览似乎带给我一些美术启蒙的作用。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那是我们那个年代认知现代艺术的开始，当时，青年艺术家们开始创作充满个性艺术表达和批判意味的作品，通过一个个美术馆的展览，开启了一个艺术、哲学的新时代。
2018年，“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杜建坡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同样的，美术馆也出现了新鲜血液：炎黄艺术馆这类不完全属于“公有”性质的美术馆出现，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看画展的空间。这些美术馆里展出的作品也逐渐变得丰富和多元，来自世界各国优秀艺术家的作品展览逐渐多起来，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正在崛起。人们在更多的美术馆里感受到更多的艺术，接收到更多的教育。但不可否认，那个年代，很多美术馆的功能定位并不清晰，仍然以展览为主，美术馆的机构设置也并不健全。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美术馆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很多省会城市建立了美术馆。在与国际艺术博物馆的交流中，专业人员也开始对美术馆的专业功能进行思考，美术馆的定位从单纯的展览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展览、典藏、学术、教育等职能的专业美术馆。一些大学的美术馆面向社会开放，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就是最初面向公众开放的校园美术馆之一。
同时期，全国也出现了民营美术馆发展浪潮，蓬勃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混乱，例如成都上河美术馆（1998年）、天津泰达美术馆（1996年）、沈阳东宇美术馆（1998年）等。这些美术馆给群众带来了一些优秀的展览，开拓和丰富了多元的艺术生态，但是自身存在组织构架、机构定位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很多都昙花一现。2006年，今日美术馆成为中国第一家民办非企业、公益性美术馆，中国民营美术馆从此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
2008年前后，随着体制和管理的逐步体系化，美术馆对大众文化生活的影响也逐步从单纯的美术展览衍生到方方面面。美术馆成为艺术收藏、学术研究、作品展示、群众美学教育的中心。2008年，文化部艺术司开始评选重点美术馆，全国美术馆出现了全新的景观和有序发展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这也促进了民间收藏体系的建设，引领和带动了全民审美意识和美育水平的提高。美术馆成为构建文化价值的重要场所，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
改革开放40年，美术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文化产业的先锋导引，在国家各方力量的投入之下，其数量、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中国的艺术博物馆在近十年的建设量刷新了以往百年所累积的记录。2013年12月2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引用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数据：1949年，中国只有25个博物馆；截至2012年，中国共有3866个博物馆，其中451个是该年新建的。
如今，大家也许不再需要乘坐火车到北京看展览。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冲击，数字化和移动互联网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信息网络科技和大数据的发展运用，许多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创造力正在产生进化。
在这样的新时代，“智识”系统是构筑美术馆新形态的有效手段，也是美术馆面向未来拓展的解决方案。“知识”（knowledge）是指通过经验和教育获得的事实、信息或信息集合。而“智识”（intellect）是指人们判断事物和解决矛盾的逻辑与能力，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征。从哲学层面上说，它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性相关；从心理层面说，它描述了人们理性认识世界的高水平。在新的大数据时代理解智识系统，是指向全方位、多层面、宽范围的开放式美术馆运营和学习系统。美术馆通过“智识系统”开放艺术的边界，通过鼓励跨学科研究来引导艺术与其他学科的链接，形成令人惊喜的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和学术研究展览方式。
如今，美术馆需要面向公众成为“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从曾经板着严肃面孔呈现研究观点或学术理论的教谕式、单向传输式转变成为互动、浸淫和探索式的教育方式，成为建构式、体验型的各种新的文化价值的栖息地和建造场。美术馆艺术教育方式的转变，需要智识系统对教育行为的全面支撑，需要对教育理念和目标与艺术展览、典藏、研究这些日常工作做更深入、全方位的结合，需要综合运用各类活动手段，将触角延伸到博物馆的外面，从而使美术馆真正成为一座全民的艺术乐园。美术馆不再摆出“艺术很深奥”或“我比你高明”的架势，而是让美术馆的观众从自由的探索中获得自我启发的机会。
改革开放40年中，美术馆在百姓生活中的变化，就像一出精彩的戏剧，折射出我们生活中物质之外的很多内容，未来它将带给每个人更加精彩的艺术生活。
让中国书法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作者：孙晓云（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论语》节选(书法) 孙晓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是踏着青春的脚步，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3岁始习书，每日不辍，曾经插过5年队，当过8年兵，1981年在《书法》杂志上发表了第一幅书法作品，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书法工作者。中国书法发展的这40年，我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
前不久，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展览中，有我书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书法长卷。在这期间，我的《与古为新——孙晓云书法作品展》也在国博展出。我感到很荣幸，更觉得是一种勉励。
这些年来，我曾经以“书法有法”“彤管清华”“不忘初心”作为展览题目，举办过多次书法展，是想表达作为一位女性书家，我从小对书法热爱的初心没有变。我学书的60年，无论是家里的凳子上、学校的教室里、农村的煤油灯下，任何可以写字的地方，都无时无刻不记录着我的书写过程。我深感书法的每一笔、每一画，每个字的结构都有严格的法度和难度，同时又有无限的魅力，展现着中国精神。这次我以“与古为新”作为展览题目，它来自于晚唐诗人司空图《诗品》中的一句诗“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意思是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书法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通过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实践，在继承中不断挖掘，一定会有发现，会有创新。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年，我通过书法临习、创作、理论研究，书法展览、教育、出版和惠民活动等自身和社会实践，真正认识和体会到什么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才能使古老的书法艺术焕发出时代光彩。我用了4年时间，努力用传统书法书写传统经典名著。“与古为新”展览展出了我已出版的用小楷书写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历代家规家训选》约10万字原稿，此外还有适合各种场合需要的、各种形式的100多幅书法作品。我给部分名著、名篇书法作品配上了二维码，观众可以在观看作品的同时听到朗诵，进一步达到“阅”“读”的综合效果。这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启示。
书法实践让我深深感受到：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书法自信，把我们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字继续写好，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下最普及、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我过去是书法实践者，现在是书法实践者，将来还是书法实践者，我给自己一生的定位，就是书法实践者。
感谢书法实践给我带来的困惑和思索，快乐和宁静，它伴随我半个多世纪的辰光，让我头上有神明、脚下有底线，胸中有正气、手里有活干，只要我拿起毛笔，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就是离理想最近的人。生命不息，书写不止。我想用自己毕生的书法实践和溯本求源的精神，来说服、感召周围的人，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让中国书法真正走进社会、走进生活、走进家庭、走进每个人的心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神圣的象征。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3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