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演进的“惯性之问”
纵观世界文明史，为何文明会从古至今呈多样性、区域性、“顽强生命力”？为什么人类文明之间相对关系的大格局，几千年基本不变？
为何“社会转型”（革命、改革、变法……等）总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
为什么近百年来的美-欧分歧、俄-美分歧、俄-欧分歧、印-美分歧……等等不同文明系统之间的分歧关系，会长期存在？这些分歧是否也与文明惯性有关？
为什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和普林斯顿大学Eldar Shafir的新书《稀缺：为什么拥有太少的后果会很严重？》尚未出版就进入《金融时报》年度必读十本商业书籍榜单，之后又获大奖［文献①］？
为什么威尔· 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合著《历史的教训》以及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历史学巨著，均提出了“历史的悖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研究员在其文章“中华复兴引领人类文明新纪元”［文献②］中直接提出：处于任一文明形态的国家乃至大陆，总是趋向于保持原有的文明形态不变（“文明的惯性定律”？）；任何文明形态，均存在其固有的抵抗改变的惯性；新兴文明往往兴起于前一文明惯性较小、远离前一文明发祥地或兴盛地、因而较易改变的国度与大陆（“文明演进惯性定律”？）；并将这一规律性现象概括为“文明兴替的陷阱”；虽然绝大部分相关国家或时代均曾面临而且滑入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等“三大陷阱”，但总有成功跨过这些陷阱的少数例子；而迄今无一文明、无一大陆曾成功地跨越过“文明兴替陷阱”。
……
综上足见，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惯性定律”的重要性、广泛性和深入探讨的必要性。下面，我们将首先探讨文明演进的惯性是怎样产生的？其根缘何在？
二．文明演进惯性的根源
2000多年前老子说：“人法地”，意思是：人以地为法。这一哲学思想如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内也得到了验证——2015年Richards Gray的研究③从DNA的角度分析人类迁徙：约20万年前，人类起源于非洲，地球上所有人都拥有类同的始祖和类同的基因(DNA，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大约6万年前，人类相继走出了非洲；之后经过多次的迁徙、分离和混血，分散到全球各地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DNA己丢失了40,700,000个碱基对，人类因不断地分化、迁徙、混血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碱基对(人体内总共有约30亿个碱基对，约20000个DNA)；人类DNA的丢失与获得，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是拥有类同始祖和类同基因(DNA)的人类，因为分布到了不同的地区之后，而使人类的基因呈现了区域性和多样性；现代DNA分析技术已绘制了人类基因(DNA) 区域性和多样性图谱。
以上基因工程领域的发现验证了“人法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并且扩充了“人法地”的内涵——确切地说，“人法地”中的“地”是包括地理位置在内的时空位置（即本文第二节所说的“大环境”），它不仅仅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人类的内核——基因(DNA)的状态。
如上述，既然“人类DNA的丢失与获得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驱动力”，那么这个驱动力是如何驱动人类文明的进化呢？——在数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各地区的人类进化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因DNA的同时，也形成了与其基因DNA相对应的千差万别的思维惯式，并创造了以各自的信仰(理念)和习惯为核心的迥然不同的文明——即以基因(DNA)为基础产生思维惯式，文明是思维惯式的群体表现。
可见，思维惯式，既是基因DNA在文明中的体现，也是基因DNA与以信仰(理念)和习惯为核心的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的纽带。
换言之，基因DNA－思维惯式－文明三者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统一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基因DNA进化的缓慢，使得思维惯式和文明都具有了顽强的惯性；由于地区间基因DNA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简言之，文明演进惯性的根源，就是基因DNA－思维惯式－文明三者的统一存在和基因DNA进化极其缓慢——迄今约六万年中，人类基因DNA的进化也只约1％！
那么思维惯式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很简单，思维惯式就是已经形成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只是这里的“习惯性”，可不是我们日常生话中的一般意义的“习惯性”。思维惯式中的“惯”，是指在历经数千年甚至是数万年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家家户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陶冶之中，一点一滴地形成的一种可遗传的群体性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故称之为思维惯式。所以必须明確；本文所谓的思维惯式，是专指与文明演进有关的思维惯式。
那么思维惯式的命题符合人脑的运动法则吗？
2000多年前老子还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意思是：人以“自然”为法。2012年Dmitri Krioukov④论证：宇宙的结构和规律与其它大型复杂的网络(如人脑、社会网络和互联网……)的结构和设计颇相似，尽管这些复杂系统迥然不同，但它们的动态均受类似法则支配。
现在，脑科学更证明，人的大脑里确实存在一个“互联网”；作为大脑最基本构成单位的神经细胞，约有1000亿个；每个神经细胞本身就像一台高功率的电脑；这些神经细胞快速联结起来，构成“突触”，形成数以亿万计的“互联网络”，进行信息传递。
可见，思维惯式概念符合大脑运动法则（有规则的信息传递功能）和宇宙法则——思维惯式也可以定义为与文明相关的信息传递惯式。
综上所述，基因DNA－思维惯式－文明三者的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统一存在及基因DNA进化的缓慢，便是文明演进惯性的根源——也即“文明兴替的陷阱”的根源。
那么，如何才能跨越“文明兴替的陷阱”？或曰如何解决基因进化过程缓慢的问题？答曰：在“文明演进惯性的转化”之中寻找答案！
三．文明演进惯性的转化：
——“大环境”与表现基因的相互作用
2015年Claire Ainsworth在其发表的文章中⑤指出一个极重要的“基因DNA的运动规律”：人类不仅拥有基因(DNA)组，同时还拥有一套管理、调控和修饰基因(DNA)组的密码指令系统。这套密码指令系统能在特定的“大环境”(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虚拟世界环境、人际关系、邻居、家庭以及孤独感……等等环境的总合)中，使基因(DNA)组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甲基化”RNA(核糖核酸的英文缩写)，以致“大环境”在不改变DNA的结构与序列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基因(DNA)组的活动方式━━这种现象被称为“表观遗传”。
通俗地说：人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包含完整的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而其中的表观基因组，日复一日地与“大环境”发生着交流，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甲基化”。所谓“甲基化”，就是把一种名为“甲基”（其化学式是-CH3）的化合物（确切地说是一个“电中性的一价基团”）加到RNA上去，生成“甲基”化的RNA（即CH3RNA），以激活或不激活某些特定DNA，从而在不改变DNA的结构与序列的情况下，去改变基因(DNA)组的活动方式，藉以影响思维惯式，进而影响人类的生理、认知、行为和精神健康……等等。
简言之，既然基因(DNA)进化极其缓慢，科学家就绕开基因(DNA)进化，通过“甲基化”RNA去改变基因(DNA)组的活动方式（“表观遗传”），进而改变思维惯式。这种方式很有效，而且随着生物体的成长，人类所处“大环境”的对思维惯式的影响，有时比DNA的影响要大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社会转型的“优化的政策与策略”，去改变“大环境”，让改变了的“大环境”去促进表观基因组的“甲基化”，使其在不改变DNA的结构与序列的情况下，让人改变思维惯式，从而克服文明演进的惯性，去推动文明演化的进程，去推进社会转型，或跨越“文明兴替陷阱”……！
然而上面已再三强调：文明演进的惯性，可不是一般的惯性，而是特殊的顽强惯性。所以，原有的思维惯式与新的思维惯式之间，必然会发生纠缠，特别是会发生“稀缺头脑模式纠缠”。更重要的是，“大环境”包容万象，思维惯式，是由“大环境”中的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
所以，为顺利跨越“文明兴替陷阱”，须全面深入地讨论“大环境”与“思维惯式纠缠”。
四．“大环境”与“思维惯式纠缠”：
——全方位、多视角的优化政策与策略
本文一开始讨论“惯性之问”时，便提到“历史的悖论”——历史上诸多重大“暴风雨式的社会变革”的结果，往往是“变革前后社会矛盾的本质变化甚微”，甚或更糟……。其根源就在于原有的思维惯式与新的思维惯式之间的纠缠和“稀缺头脑模式纠缠”的“双重纠缠”，以至于使社会效果可能是隐形的或显形的，甚或是“沧桑巨变”，但大多数情况下会是迟滞，而非“立竿见影。
那么何谓“稀缺头脑模式纠缠”？
Sendhil Mullainathan三年前指出：在资源（钱、时间、有效信息、自由、民主……）长期稀缺的状态下，人们的注意力被这些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导致“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即失去决策所需的认知和判断力，导致决策失误。即便他们本人摆脱了这种稀缺状态，他们的行为模式也会被这种“稀缺头脑模式”纠缠很久。
应当特别强调：在推进“社会转型”或跨越“文明兴替陷阱”过程中，欲建立的新体制，必然会有某些关键要素是原体制中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必然地会派生出“稀缺头脑模式纠缠”，以至影响改革者的认知和判断力，从而导致推进“社会转型”或跨越“文明兴替陷阱”的过程更加复杂化。
因此，欲迅速和彻底地摆脱“稀缺头脑模式纠缠”，须从改变“大环境”着眼，制定全面、深入、细緻和充分优化的政策与策畧，以开创适合新体制的“大环境”。
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固化为例，对于穷人贫穷的根本原因，美国共和党认为是因为穷人阶级不努力；而民主党认为贫穷根源来自社会不平等，国家应利用再分配制度来支持穷人阶级脱贫；而Sendhil Mullainathan的研究却与两党的观点相左，他认为穷人阶级的贫穷是因为：由于穷人阶级长期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已经丧失了摆脱贫穷所需的认知和判断力，陷入了头脑“稀缺头脑模式”。一旦陷入“稀缺头脑模式”，他们的努力是没有章法、徒劳无功的；由于“稀缺头脑模式”的存在，即便是白白分钱给他们，穷人阶级也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以脱贫；他主张一个合理的社会流动方式应当具有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同时保有社会竞争上升通道，资源入口向全社会开放，使每个人都能保持正常思维，有章可循地奋斗。
Scott Rozelle经过长期艰苦的实际调查指出：某些贫穷社会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就在于社会民众普遍教育水平太低，因贫穷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从而影响智力发育不良、从而影响接受教育的认知能力低下的人口，以及由于家长不懂教育而使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的人口数量巨大。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研究发现：人生的起跑线应当从3岁开始，人的认知能力和IQ的90%是在0到3岁期间形成的，到3岁时基本上就定型了。错过这种认知和IQ最佳发育阶段，会影响孩子智力发展；而韩国民众几乎100%都接受了高中教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文献⑥］。
“阿拉伯之春”这类的“社会转型”之所以成为“闹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思维惯式纠缠和“稀缺头脑模式纠缠”的双重纠缠。萨达姆统治下的“稀缺资源”是民主和自由，而民主和自由的前提是“约束”——自律（有关民主的行为准则）和他律（公正的法治）。在打倒萨达姆之后，既无“威权”也无充分的自律和他律，处于思维惯式纠缠和“稀缺头脑模式纠缠”的双重纠缠之中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混战的闹剧”，而不能自拔。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更重要条件，也许更在于国民“自律”中的“信仰”的优化？须知，“信仰”既是文明的外在精髓，也是基因DNA和思维惯式在文明中的核心外在表象。
“大环境”包容万象，思维惯式是由“大环境”中的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欲跨越“文明兴替陷阱”，不能仅仅是“就事论事”——“贫困”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要跨过表象看本质，须从“大环境”整体出发，制定以“信仰（理念）和习惯”为中心的、全面、深入、细緻和充分优化的政策与制度，以开创适合新兴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大环境”。本文所指“信仰（理念）”，并非指宗教信仰，而是头恼中的信念。
五．文明演进的惯性规律
综上所述，文明演进的惯性定律可表述如下：
一．1. 基因、思维惯式和文明三者，互为一体、互为因果、相伴而生——基因进化极其缓慢，导致思维惯式的顽强惯性，注定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及其宏观表征——“文明进化陷阱”；
二．2. 由于人类基因进化极其缓慢，改变人类DNA的结构与序列十分困难，因此科学家另辟捷径——藉由改变“大环境”，去“甲基化”RNA，藉以驱使表观基因带动表观遗传效应，去改变思维惯式、促进文明的演进，进而找到了跨越“文明进化陷阱”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3.三．在改变“大环境”进而改变思维惯式的过程中，与新旧两个“大环境”相对应的新旧两种思维惯式之间，必然发生相互纠缠，使跨越“文明兴替陷阱”过程复杂化；
4.四．在推进“社会转型”或跨越“文明兴替陷阱”的过程中，由于欲建立的新的“大环境”中，必然会有某些关键要素是原“大环境”中的“稀缺”资源；因而“社会转型”或跨越“文明兴替陷阱”的过程，必然会遇到思维惯式纠缠和“稀缺头脑模式纠缠”的“双纠缠”，从而决定了这一过程必然是渐进、缓慢、甚或是充满反复和冲突；
5.五． 思维惯式是由“大环境”中的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跨越“文明陷阱”，不能仅仅是“就事论事”——“贫困”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须从“大环境”的整体出发，以“信仰（理念）和习惯”为中心，制定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细緻和充分优化的政策与制度，以开创适合新兴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大环境”。
跨越“文明兴替陷阱”，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希腊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上，几千年前就携刻着人类永恒的主题：“认识你自己”——人类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如何去？
历史孕育着现实，现实深藏着未来的文化因循。用过去滋润现在，用已知去预测未来，缔造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