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大国由中左翼政党主政的是法国和意大利。2016年，来自社会党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不再参加2017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左翼的意大利民主党总理伦齐在宪改公投失利后辞职。与此同时，欧洲其他主要中左翼政党，在短期内再次取得主政地位的希望都不大。这反映了欧洲主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运作模式等方面面临的深层困境，值得进行深入分析。
“中间道路”难以为继
1997年，英国工党在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击败执政17年的保守党上台。1998年，格哈德·施罗德带领德国社民党击败主政16年的联盟党总理科尔，成为德国总理。这两场胜利标志着以“第三条道路”为特征的新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走上政治舞台。在意识形态上，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都明确放弃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公有化”的目标，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强调在经济上实行解除国家管制、强化地方分权和降低税赋等政策，同时推进旨在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的社会政策改革。“第三条道路”与欧洲中右翼的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重视在新形势下重建“劳资合作”。
布莱尔上台后延续保守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内容，但同时强调以就业为中心改善中下阶层的处境。施罗德上台后大力推进以削减“消极福利”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目的是建构德国劳工用限制工资增长换取企业较少裁员的新型“阶级合作”模式。布莱尔和施罗德都强调自己的政党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左右党争，并非简单地“执两用中”。但从实际政策看，这些政党还是摆脱不了“中间路线”的窠臼。
如果说1997年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标志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那么2017年法国大选就将标着欧洲“第三条道路”的终结。2012年，奥朗德上台后执行了兼有法国右翼“戴高乐主义”和左翼“密特朗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在走“中间道路”方面与前面提到的中左翼政党并无二致。奥朗德能够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选，主要原因是前任中右翼总统萨科奇推进的养老金改革招致法国中下层民众的强烈反对。汲取这个教训，奥朗德上台后在国内改革方面谨小慎微，结果首鼠两端、效率甚低。2016年12月2日，奥朗德宣布不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成为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个未谋求连任的总统。
激进左翼边缘化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一直分为中间左翼和激进左翼两种。与前面提到的中左翼政党相比，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秉承意识形态上更左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在推崇改良、反对革命方面则与前者没有根本差别。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很难进入政治主流，主要作为“抗议党”发挥影响。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原来支持中左翼政党的中下层民众部分转向支持激进左翼，使这些政党的力量有所上升。
德国左翼党成立于2007年，由原“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和“劳动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合并而成，后者是原东德统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继承者。在政治纲领上，左翼党倡导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强团结，创造更多的劳资共同决策机会，通过多种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停止私有化政策和采取最低工资制度。与社民党的区别是，左翼党主张“阶级合作”，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2013年德国议会选举中，左翼党得票仅8.6%，在德国政坛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与德国左翼党一样，法国左翼阵线也处于边缘位置。
英国工党在2010、2015年大选中两度败于保守党后，党内斗争激化。在2016年9月举行的工党选举中，工党内部激进左翼代表人物杰里米·科尔宾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工党领袖。科尔宾是英国工党著名的“老左派”，主张国有化、反对君主立宪制、反对英国保留核武器，曾对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等被西方政府看作恐怖主义武装的组织表示同情。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领袖，说明该党的激进派势力占了上风。包括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在内的工党重量级人物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工党将长期失去赢得大选的能力。
新兴左翼民粹化
近年来，欧洲出现了一批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新兴左翼政党，包括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等。与传统中左翼、激进左翼政党不同，欧洲新兴左翼政党没有成体系的政治纲领，组织结构高度分散，主要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组织活动。但是，这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新左翼政党却给欧洲政治格局造成了很大冲击。
欧洲新兴左翼政党与传统左翼的最大区别是阶级基础由“工人阶级”转化为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愤怒者”，包括中低收入者、失业者和青年学生等，不少人受教育程度很高。在组织结构上，新兴左翼政党程度不等地采取平行组织的形式，与传统政党的科层制结构完全不同。欧洲新兴左翼政党比传统左翼更加重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作用，支持者可以在网上入党、捐助、讨论、策划行动，对党的纲领、政策、活动发表意见，参与选举。
与传统左翼相比，欧洲新兴左翼政党更加民主、开放、灵活，因此吸引了大批民众支持。但是，欧洲新兴左翼政党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普遍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很多诉求不切合实际，对欧洲政治的解构能力远远强于建构能力。例如，希腊激进左翼领导人齐普拉斯以反紧缩的主张当选总理，虽然抗争了几次，最终还是得屈从于国际债权人的压力实施紧缩。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美女市长拉吉当选后，按照竞选口号施政几乎寸步难行。执政能力低下，应该是欧洲新兴左翼政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制约。
转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未来若干年内，欧洲的政治格局将处于转型期，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左翼、中间和右翼政党体系。以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老左派”如果继续趋于中间化，就将彻底失去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最终只能与现在的中右翼政党共同成为“中间政党”。展望未来，欧洲政坛上的“新左翼”很可能由现在的激进左翼政党和新兴左翼政党分化、重组而成，目前欧洲民粹主义新左翼政党的崛起已经充分说明了欧洲建构新左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困境并不完全来源于纲领主张的中间化，其意识形态、政策纲领、组织结构、运作形式都已经不能满足欧洲左翼民众的需要，只有完成转型才能获得重生。在这方面，欧洲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新左翼政党崛起过程中的很多成功经验无疑值得传统政党认真学习借鉴。同样，对于欧洲新左翼政党来说，吸收传统左翼的人员、纲领和政策是尽快提高执政能力所必需的。由此看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势必以新老左派整合、创新的方式向前推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