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又到高考季,这个时节总能引起我的一段特殊回忆。那是在2015年3月,我像往常一样分到了一件故意伤害的普通刑事案件。经过初步审查,我发现这个案件并不“普通”:犯罪嫌疑人张明是一名在读医学博士生,刚刚在医院找好了工作;被害人李天是一名台湾在沪的留学生,进入大学校门才两年。李天的伤害部位是左眼,视力几乎只剩下0.1。
通过充分了解,初步还原了案件的发生经过:因为当时年轻气盛,又是在球场上被对方辱骂,张明奋力朝对方打了一拳,直接导致了被害人眼眶骨折,眼球破裂。作为医生,张明清楚造成的后果,所以一出事他就积极将被害人送医,也放低姿态,看望、赔礼、道歉等等。但半年过去了,被害人及其家属一直不见面。案件就这样移送审查起诉。张明希望有机会向被害人表达自己的悔过之心。
我联系上了被害人李天及他的律师,得知李天及他的父母态度非常强硬,直言这个案件将由代理律师出面与我们沟通。后来我经过律师了解才知道,李天是整个家庭甚至是家族倾注了希望培养的孩子,求学完成回台湾后也将从事医生职业。但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这样的结果怎能接受?
审查起诉期限快到了,留给我的办案时间不多,刑事和解如果无法进行,只有向法院起诉了,也许到了法院双方的心态会发生变化? 我内心着实纠结。
但为了两个在校年轻人,我还想做点什么,张明毕竟是激情犯罪,再犯可能性较低,一生将背上刑事判决记录、吊销医生职业执照的巨大代价。而李天更是一名踏入大学校门的孩子,眼睛视力已经严重受害,如果能及时得到赔偿尽快医治眼睛,也许更能帮助他恢复身心健康。
为此我联系了双方律师,以更中立、更平和地态度为双方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随后我又联系了被害人的家属,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今天对他们的孩子实施暴力行为的也是一名刚出大学校门的医学生;我又分别和张明、李天深切交谈。
每周,我都和双方律师保持联系,在四个多月的日子里,在每次的来来回回中,把法律、人情、顾虑与方案等一一与双方讲清楚。最终,双方确定了赔偿价格,同意刑事和解,也第一次愿意心平气和地一起坐下来。为了消除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与顾虑,我们在双方达成初步和解意向情况下,邀请第三方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来主持完成整个刑事和解过程。
张明和他的家长当场向被害人李天及家属赔礼道歉;李天和家属也对其行为表示了谅解和宽容。对于赔偿金额,张明也表示他在经济能力范围内的最大限度赔偿,李天家属则向张明一方表示这笔金额将用于李天送往国外医治眼睛的必要费用。对于执行方式,双方也达成一致,标的全部到位,双方当事人当场履行完毕。
这样的一场刑事和解见面会,画面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中。年轻的双方都将吸取此次取教训,在今后人生路上少些冲动,多些理智;少些戾气、多些宽容。
听证结束后我在想,医者仁心,行仁道,施义术,必先晓理,深知于心,次于奉行,经过这一次案件的处理,作为以后将成为医务人员的他们,也是一次职业精神的深刻教育。作为公诉人,我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消弭了两个年轻人的戾气而感到满足。(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