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不仅仅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要求,也为下一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整个廉政建设的策略从“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逐步过渡到“‘三不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在“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也日益完善的前提下,“不想腐”就成为未来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个巨大挑战,而加强政德建设正是实现“不想腐”的重要途径。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逐渐祛魅和理性化的过程,对于公职人员也不例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激励和绩效考核等纯理性化的手段。但这种只通过赏和罚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的路径存在明显的缺陷,没有道德的约束,再完美的绩效考核也会被扭曲,公职人员为了完成指标搞政绩工程、形式主义的例子比比皆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理论体系,政德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加强政德建设,在笔者看来至少要处理好六对关系。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要搞好政德建设,首先要对政德有一个整体理论上的把握,明确政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政德不同于一般性的道德,也不是公务员的个人品德,而是在行使国家公权力过程中应该具备的政治素养和品格。
古今中外的政治文明都强调政治的道德和伦理面向,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来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中,政治本身就包含了道德的含义,政德二者不分家。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也含有浓厚的道德意味,柏拉图按照统治者的德性和心灵来划分政体,亚里士多德按照德性把不同的政体划分为正常的和“变态”(非正常)的,马基雅维利把德性(Virtue)大体等同于比较中性的概念“能力”。政德也是一种能力,类似的两种政治体制,有道德的统治能力要超越没有道德的。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政治建设应该为道德留下足够多的空间,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事与愿违,违背政德的现象频频发生。虽然不能要求每一个公职人员都是道德楷模,但是基本的道德底线还是应该有所坚守。如何把政德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就要经历一个双向互动的长期积累,要用政德的理论来指导政德建设的实践,同时也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调适政德的理论内涵。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政德建设可以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和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寻找资源。在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革命道德传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德有着明确的儒学源流,这些都是可以充分利用起来进行政德建设的资源。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红色党性教育近年来逐渐发展壮大,上海、南湖、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有大量的红色教育资源,要把这些资源与政德建设相结合,更加系统地发掘政德建设中的红色文化资源。另外,2018年教育部开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工作,虽然这些传统文化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但也可以考虑与政德建设相结合,开发适合干部培训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
虽然我们有着优秀的政德基因,但这些基因并不必然显露出来,同时又要兼顾与时俱进,与当下的时代特点和人群的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相结合。政德建设要回归当下的常识,与当下人们的一般认识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空谈道德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国际化和现代化,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下,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包括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念。而且随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在未来这个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因此政德建设还要处理好这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调和问题。
处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政德建设虽然到最后要归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个人和组织共同努力,既要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又要体现出组织的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既然是政德建设,就要有具体的措施来扭转为政和用权失德的问题,对于某些道德品质恶劣的领导干部,仅仅靠宣传教育根本达不到政德建设的效果。因此组织上需要建立具体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各种失德的行为。
关于这一点,可以先建立负面清单,经过长期实践再建立正面清单。可以对领导干部试点引入与政德有关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并且相对于以往的指标体系,政德建设的指标应该更加硬化,不能过于模糊,打分要明确,有可比性。
处理好显性与隐性的关系
道德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如何,单纯通过外在观察是无法彻底了解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表里不一和做两面人已经被作为政治纪律问题在党内法规中加以约束,说明这种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就是这样,表面上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部署,私下里却表达出中央八项规定太严了,没有必要,酒该喝还是要喝等想法。放在政德问题上也是这样,有些人善于做表面文章,看起来道德品行高尚,但内在实际上毫无道德底线。
反过来说,有些人平时行事低调,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关键时刻就能挺身而出,具有牺牲精神。如果单纯从外在表现来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的政德情况,有时候会有失公允。所以,在对领导干部进行政德评价的时候,如何处理显性与隐性的关系,更加客观公平地加以评估,是政德建设的又一个挑战。
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政德建设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观建设,但物质是精神的基础,政德虽然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物质激励也是政德建设的有力手段。不能在政德建设中把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对立起来,抛开基本的物质需求空谈精神文明是不现实的。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不乏那些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道德楷模。对于这些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要给予足够的关心和帮助,让道德高尚的人感到自己的付出是有所回应的。
因此,在政德建设中要发现那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公职人员,比如选调生、援藏援疆干部。这些人在默默奉献的同时,在婚姻、子女教育等人生重要阶段的大问题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要帮助解决这些人的现实困难。总之,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就是要让物质激励和精神奉献匹配起来,给予政德高尚的人以更多关心和物质激励,给公务员群体和全社会传递正面和积极的信号。
处理好青年和“老人”的关系
政德,说到底是一个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但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许多研究都指出一个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如果在这个时期加以正确引导,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德建设要关口前移,关注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来源问题,在青少年时期就把政德观念建立起来。因此,政德建设不仅要把目光投向已经从业或从业多年的“老人”身上,更要支持对青年人价值观念的调查研究,了解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公职人员的主要来源――在校大学生群体的道德观念,尤其是与政德相关的那些价值观,及时发现这个群体的思想道德问题,尽早介入加以干预、教育和引导,这样要比在参加工作之后出现问题再想办法更为行之有效。
政德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公职人员的政德情况,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在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个人的道德品质自然会提升上来,相反,如果整个政治生态坏了,本来品行端正的人也可能跟着一起腐化堕落。因此,政德建设要着眼于处理好以上六对关系,与整个政治生态的净化和建设相结合,服务于党中央“三不腐”一体推进的重大战略格局。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