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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天衡策展“兰室长物” 文房复苏彰显文化自信

    时间:2017-05-02  来源:人民网  作者:

    人民网上海3月8日电 “九九江南风送暖”,正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举行的“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给沪上明媚春光增添了一抹雅韵亮色。展览由当代海派书画印坛代表性人物、著名艺术家韩天衡策展,海内外10位藏家参展,展出书画、石墨、杂件凡600件,时间跨度自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至近当代,其中不乏孤品、珍品。

    韩天衡认为,文房虽大多是案几间袖珍玲珑的小件物品,却传承、弘扬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史,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见证、艺术瑰宝,是先民中能工巧匠与文人雅士才智共融的智慧结晶,弥足珍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人民生活水平和审美意识的提高,文房的制作和收藏迅速复苏,彰显出中华文化自信的回归和拓展。

    具有70年艺术生涯的韩天衡,藉此次展出之际,专门撰写《兰室长物话文房》一文,叙述他对中华绚烂文房艺术文化的认识与期待。参与筹划这一展览的收藏家韩回之,也以《文房:文人的精神家园》为题,解释其心目中的中国文房之道,认为文人所有的爱好与制作都可以归为文房,文人用器如同文人情感一样具有多元性、开拓性。文房材质多样、工艺繁复、形式多变,从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丰富的审美情趣,乃至文心与匠艺结合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艺品妙构。

    “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将在位于上海嘉定的韩天衡美术馆展出至3月26日。本网特刊发韩天衡、韩回之撰写的专文及部分文房佳作资料,以飨读者。

    兰室长物话文房

    韩天衡

    文房,泛指文人书斋文化中的器物,除却书画屏风挂轴、画案桌椅,大多是案几间袖珍玲珑的小件物品。其物虽小,却承载、记录、传承、弘扬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功绩可谓大矣。

    民间素有文房四宝之说:笔、墨、纸、砚。其实不然,文房的品类实在丰富多彩、满目琳琅,岂止百千之数。

    远在南宋赵希鹄所撰《洞天清禄集》中,就列入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九项内容。然当时流行的实用和装点的文房器物远远不止这些,可见风气之盛。

    元 剔红百花盘

    到了明末文震亨著的《长物志》,洋洋万言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境况。在卷七《器具》中,列入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仅仅是实用的文房用具,述其大概而未及详介。此外,还记录有文房清玩雅物,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表述了大量的文房清玩,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对这些文房器物衍生变化的创作,别出心裁的布置和极尽个性的刻意追慕,体现了彼时高层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立异炫奇、乐在其中的悠游心境。

    明 孙克弘铭灵璧石(正面)

    明 万历 剔红有盖葫芦壶

    文房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普遍钟爱,不仅是因为其有实用价值,而是作为载体,千百年来殚精竭虑的文人赋予了它丰瞻深厚的文化的、艺术的、史料的内涵。同时,也显示出充满智慧的工匠,在文房器的构思和制作上显示出的非凡的想象力、变通力和创造力。曼妙精致、美轮美奂的文房是大匠巨擘的心力结晶,也是文人雅士相伴一世的挚友和伴侣。如砚台一属,文人墨客皆宝爱有加,昵称为砚田,乃作文遣词,笔歌墨舞,是有关仕途、生计之重器。砚台或端,或歙、或红丝,或洮河,或松花,或澄泥,必先严选其质,由砚工妙构巧作,或精细入微,或浑然天成,继而选上好硬木制匣,匣上或嵌玉、或镶金,或髹漆,极尽奢华。往往又在其上赋诗题记,抒发情怀,记述故事,复有金石家镌刻上石,嵌绿填金。若是古器,则每每书画文辞,积玉缀珠,文采斐然,凭添史实,内涵满溢,此等尤物怎不令人欢喜无量,珍若球图。

    文房者贵在有“文”,足令文人痴迷,逸事趣谈,车载船装,传颂千古。若苏东坡之好砚,米襄阳之好石,项子京之好书画,毛子晋之好古籍,毛奇龄之好印石,丁日昌之好墨,陈介祺之好吉金,汪启淑之好印谱,张鲁庵之好印泥,秦康祥之好竹雕,陆心源之好瓦甓……不胜枚举,堪称百代艺苑佳话。附带的谈点常识,在文房书斋里,张挂书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画之张挂则早于书法,书法轴的挂之壁间,当是元末明初际发蒙。这与纸张制作的趋于大张化有关,也与习俗的拓展有关。而对联的书写与张挂则是明代中期为滥觞。

    秦,琅琊台刻石旧拓,纸本,132×67.5厘米

    明文徵明(1470-1559) 行书进春朝贺卷 1552年作纸本 30×310厘米

    清代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唐张彦远论画团扇

    近代,齐白石,工笔,虫草,麻布,43×14cm

    文房种类繁多,百奇千怪。虽出现有早晚,成熟分先后,而至清代堪称无物不有,无饰不精,包罗万象,出人意表,蔚为大观。上下数千年的绚烂文房艺术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文化见证、艺术瑰宝,是先民中能工巧匠与文人雅士才智共融的智慧结晶,弥足珍贵。

    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里,文房一属冷落寂寞,且一切趋于简约,甚至无奈地被归为“四旧”,打上封资修的印记,可悲可笑可怜。好在,俱往矣,否极泰来,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祥和宽容的氛围,传统优秀文化的被重视,人民生活质量的大提高,以及审美意识的进步,文房的制作和收藏日新日日新地在迅速复苏,同时也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回归和拓展。文房具其实用性似有减退,但是赏玩性存在感却在递增。无论能工巧匠还是受众乃至藏家,都对文房器物有着求美、求巧、求别致、求个性化、求现代性的高上追求。

    这次由我策展的《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汇集了海内外十位低调藏家的庋藏。对参展藏家的无私支持,令我感动。此展文房类的书画、石墨、杂件达六百件,跨度三千年,自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至近当代,不乏孤品、珍品、妙品,足资观赏。

    然而收藏,对于藏家永远是“家蓄万物,犹缺一物”留有遗憾的乐事。对于这个展事也是如此,“十全十美”、“一网打尽”显然是不现实的。好在这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以后一定会有同道能人,乃至公家馆院,以更精博的展示,来弥补我力不从心而显见的不足。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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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房:文人的精神家园

    韩回之

    中国古代文人好文擅艺,然其审美情趣,当以宋代为勃发源头。彼时的士大夫在公务之暇,多寄情于琴、棋、书、画,其场所即为之特辟的书房。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有云:“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可谓描写了理想化的书房环境。

    文房,读书写字赏艺之地也。古代文人书房中除了赏玩摆放的大器物,最为实用的是笔墨纸砚,所谓“文房四宝”。墨,在古代除了日常使用,还会被用来制作礼品,或用以臣子对帝王的进呈,或作为文人相赠的风雅伴手礼。清吴大徵以自己收藏的楚错金铭文龙节为模版,制作了同款龙节墨恭送同好,可以说将自己的珍爱、得意之情表现得恰到好处,“雅贿”而不浮夸。

    笔,古有“退笔三千”之说。旧时,尤其是唐宋元时期,毛笔非一次性消耗品,笔头是可拆卸的,颓萎而换之,笔杆作为可长期保留使用之物,就生出了很多讲究。从材质的奢华上看,有翡翠、白玉、象牙、雕漆等。宋元时流行木胎笔杆,其上以髹漆彩绘、剔犀、雕漆、嵌螺钿等手法装饰,笔杆相对较轻,更宜把握使用。

    砚,不易损坏,是流传下来最多的文房,但也是俗物最多的遗存。然而出人头地的文人对砚台的追求乐此不疲,往往择良石佳材,再聘名工大匠精雕细琢。选上等好木材,或紫檀、或花梨、或乌木,整挖拼嵌以为匣,上嵌珠玉金石,以显文心玲珑;再于砚、盒之上题跋以抒怀明志,行、楷、章、草、篆、隶各具风骚,无论繁复抑或简洁,皆各有乐趣。清大西洞包袱砚,原配红木匣,为常熟沈石友旧藏,上有近代金石巨匠吴昌硕题跋,入载《沈氏砚林》。后流落东瀛近百年,为现藏家多年寻觅终购回。

    至于纸、墨之用,也是讲究多多,不说也罢。然倘使言及文房以为即是四宝,那就以偏概全、知一忘百了。屠隆《考余事》中记载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玩: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其实,文具之数,又何止这些。

    清 荷叶翡翠洗(珊瑚勺)

    清 田黄冻石

    譬如砚屏,置桌案之上于砚端以障风尘之屏。也有说法是因为油灯、烛光令墨水产生折射光耀眼,故用砚屏以避之。传砚屏始于宋代苏东坡、黄庭坚二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近代微雕大师于硕(啸轩)制作的砚屏,于三寸象牙板上刻严子陵富春垂钓图和钓鱼台赋,刀刀传神,不但贵在小,且贵在精妙,其字微如蚁足,放大观之却结体扎实,具有苏东坡书法的韵味,可谓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

    再有如意。脊背瘙痒,搔之不及,用此器挠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自战汉时期引入中华,在魏晋时广为流传并逐渐发展成了文人所持风雅谈具,至明清时更是转化成附有吉祥含义的陈设器。玉石、翡翠、竹木、漆器各种材质皆有,其上饰以吉祥纹饰。古人云:器必有文,文必有意,意必吉祥。如意,早已摆脱原本的意义,从器型、材质到装饰,无不表现吉祥的主题。

    还有范制匏器,也是文人之爱。从小就给葫芦套上磨具,古代用瓦,近代用石膏,在葫芦长大的过程中,让模具的反纹印在葫芦表面,称之为坐范。范制匏器起源于明代,至清代颇受皇家重视。康熙帝曾于瀛台丰泽园内广种葫芦,并设专人管理督造,生产出诸多清朗典雅的模制匏器,其制作工艺之精巧,产品种类之纷繁,领导标新,风神别具。在彼时,是远精贵于官宦器的奇品。

    中国文房之道,当以实用性与仪式感并重的自娱为最高境界。其意趣深邃,涉及艺事层面广袤,范围可广至园林室庐的营造、花木水石的栽植、舟车衣饰的乘服。用赏类则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四器为主体,进而游艺于鼓琴、焚香、弈棋、试茶、临帖、观画、刻竹、饲鹤等文人热衷的生活雅趣。文人崇尚自然,是由文房中的百般精致雅逸的陈设,追逐模拟创造着理想中的自然。而在自然生态中,瘦梅病柳、石之皱瘦漏透、冬日养虫啼鸣,园中饲鹤相嬉,同样是文人之爱,情怀之寄。

    文房四宝仅仅是个大概念,四宝也只是一个虚数词,除了笔墨纸砚,文人所有的爱好与制作都可以归为文房。文人用器就如同文人的情感一样具有多元性、开拓性。它们材质多样、工艺繁复、形式多变,从中可以玩味古代文人多彩丰富、不一而是的审美情趣,乃至文心与匠艺结合所产生的匪夷所思的艺品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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