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难以忘怀的记忆，2018年，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77、78级学生入学40周年。让我们从老一辈大学生角度，一起来倾听改革开放40年的难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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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供图
浙江大学植保系77级校友：周洪兴
我出生在义乌市的一个小山村――小六石村，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73年高中毕业后没有了高考，我只能回乡参加村里的生产队劳动。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毫不犹豫地去参加了考试。
1977年的农忙季节，我正在田里干活。隔壁村的一个老师一口气跑了2公里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喊：“周洪兴，告诉你一件好事情，你考上大学了。”这句话是那么动听，我一直记在心底，但当时却半信半疑。从田里回到家，大家晚饭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县里的广播，我也竖起耳朵认真去听义乌当年第一批考上大学的131个人名字，当听到“周洪兴”这名字后，我才确认老师说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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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
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而这些时间是靠千方百‘挤’出来的：挤掉了周末和节日，挤干了娱乐和社交，挤扁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学霸”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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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校友：张炳芝
我记得当时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失眠。还以为不知道得了什么毛病，后来到苏州医学院我一个亲戚在那里，到那儿去一查，他说就是脑神经衰弱，实际上就是用力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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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供图
天津大学中间体78级校友：曹健
我们在天大的同学，年龄经历差别很大，这是77、78级特有的现象，有的饱经风霜，有的稚气未脱，在我们班二十七个人中，最大的老大哥长我十五岁，有两位同学还比我小两岁。想起已经去世的老大哥，他们才是最不容易的，我们当年意气风发，同学之间当然也是最平等的，好像缺了一份对他们的敬重。我们专业77级没有招生，所以我们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学生。
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幸运的，亲眼见证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令世界耳目一新的崛起，见证了智慧坚韧的中国人民创造奇迹，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现代化浪潮中的一滴水。作为个人，高考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走向，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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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供图
吉林大学原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傅菁林
1978年已经远逝40年，这一年我经历的高考让我对它刻骨铭心.恢复高考前，我在长春市二轻局所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刀片厂当刨工。每天机械地重复着繁重而又枯燥的体力劳动。我不止一次的追问自己：你愿意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宝贵的青春年华吗？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十分兴奋。因为我知道，要想从铁片世界中走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高考之路。1977年的冬日里，我和一批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带着渴望和梦想共同走进考场。迈进考场时我十分紧张，落座后拿笔的手不停的颤抖，唯恐自己答不好题与大学失之交臂。考试结束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开始拥有希望。虽然气候进入隆冬，可我心里倍感温暖。我坚信自己考得不错，大学在向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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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供图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教授：赵建林
高考，对我来说是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接到高考的消息时，距离高考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没有任何考试范围要求，我只能翻出以前的课本，依靠自己的理解，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刻苦复习。
高考过后，我去工厂做了一名工人。由于通信不便，迟迟没有收到高考的结果。在春节放假后，我骑自行车来到自己下乡插队的公社。在这里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如果当时自己不去公社，录取通知书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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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供图
兰州大学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
1961年，我从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已经超过了35岁的年龄线，但随后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昔日在北大时的恩师胡宁与一批老学部委员联名为包括我在内的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优秀研究生上书，建议将报考年龄放宽，我这才赶上了重读研究生的末班车，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胡宁的研究生，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读研，最终成功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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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供图
湖南大学校友：周安德
我从上初中那一天起,就梦想着考大学、上大学。高考制度恢复时,我已高中毕业近八个年头。这八年里,我常常在梦里念着大学。当高考机遇到来时,我恨不得马上走进考场。
书籍和复习资料弄到手后,我就着手拟定复习计划。对数学,我准备全面过一遍,能弄懂的就把它弄懂,短时间内弄不懂的,即放过去。对语文,除尽可能全面理解复习资料的内容外,我还准备写一篇作文。对政治、历史和地理等复习资料,各科有100多道问答题,我准备全都看一遍,最后从各科中选取20道题背下来。这个计划中的作文和各科要背熟的20道题,就是我下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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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供图
北京交通大学建77-1班：郭润英
77年10月底，天气已经很凉了，我正在南贾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当借干。突然有一天听公社袁浩基书记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而且12月就要考试，我立即请了假骑车去县城。
一个来月时间，我不洗头不洗脚，不换衣服不洗澡，恨不得脸也不洗。吃饭在粮食局食堂对付，我不吃荤，食堂的菜是荤油做的，只好顿顿腌菜就素糕、窝头、馒头。一切时间都用在了复习上，睡觉很少，搞得后来整天头晕脑胀，效果并不好。但当时不懂这个道理，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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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供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郝旭光
我从小喜欢读书，乳臭未干即浸染在农村小学的校园里。我最早的记忆，是“文革”前的一个农村小院，两位老师，三间教室五个班，另一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喜欢天天听郎朗读书声，经常在屋外扒着窗台跟教室里学舌。
按照“文革”期间大学招生的规定，“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大学复审”，像我这种小学公办教师家庭的平民子弟，加上姥姥家富裕中农背景，永远都没有任何可能的机会被推荐给“领导批准”。1977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当年秋假我正在公社中学的农田劳动，傍晚收工回家后，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恢复高考的传言。当夜，16岁的我捂着被子偷偷啜泣了整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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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供图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董泽芳
1965年高考，我因伯祖父是富农成份而“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在迷痛茫苦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能是调整心态，坦然面对。后来遇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国家恢复高考了！这无异于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78年，时年33岁的我以湖北省黄冈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在特殊年代考进大学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在国家中断11年后又恢复高考，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最终获得改变命运机会的充满幸运的一个群体，有幸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晚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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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供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张建奇
我小时候与同学窜进大学校园玩耍过，内心里懵懵懂懂萌生出要进大学学习的想法。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恰好挠到我心里的那块儿“痒痒肉”。我凭着一段时间的突击复习，幸运地入选了学校30人的“高考团”，但成绩未达分数线。我听到消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还要上山下乡。
于是我就到处找同学借习题集，复习资料。有的同学家里有“老三届”，他们就白天把资料借给我手抄，晚上又自己带回家。为了在第二天能有机会让老师帮忙指导习题，我总是做不完当天的题就不肯睡觉。在这样的刻苦努力下，我的成绩在一次次模考中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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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供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教授：管志川
1976年我高中毕业，进了当地农具厂当了一名工人。虽然工作上得心应手有了点小成绩，但是我心里对学习的那份执着和痴爱始终都从不曾消减。
我永远也忘不了1977的那个冬天，听到了广播里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太激动了！从得知我也能参加高考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备考：白天我在农具厂继续做工，晚上就在宿舍里熬夜苦读。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灯泡是40瓦的，慢慢地眼睛熬坏了，灯泡也换成60瓦、100瓦的。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我光荣地被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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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供图
中国民航大学党委书记：景一宏
我是成长于国家动荡年代的少年，放到今天，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中学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在上中学四年级（相当于高一）时，我就参加了高考，并且超过了国家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因为没有中学毕业，没被允许上大学。
1979年高考前3个月，我在报志愿时才知道，自己是理工科学生，不可以报考他想学的法律专业。特殊的时代才会出现特殊的阴差阳错，理科生参加文科高考，然后报考理科专业，居然被录取了，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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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供图
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原院长：陆建生
1974年，我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一名知青，18岁成为了村里的生产队长，1977年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说是1977年可能要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其他12个知情陆续借了一些资料准备复习。
但恢复高考消息一直没出，就在我们近乎绝望的时候，10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当时就是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我们决定拿出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准备一起参加这次考试。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才能看书复习。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因为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只要有人拿来一本材料，大家就分别手抄，然后把每人抄的汇到一起再学。（孙竞 罗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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