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保险消息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7年第十四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5月20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长周立群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就“一带一路”中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周立群认为中国市场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与海外政府的合作十分重要。中信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国内企业也给了巨大支持。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长周立群
以下为周立群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这次论坛。如果企业不讲，少了一种声音。刚才两位做了很好的演讲，他们都是研究专家，我长期从事金融和保险。
在刚才的演讲当中想了两个问题。今天的题目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有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是什么关系？美国眼中的全球化是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我们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在第二。除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科技、文化、金融等其他方面，我们都到了第二。况且在一个治理结构当中要有核心。
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不能和美国对着讲，我们另辟蹊径讲了“一带一路”，在一定意义上“一带一路”是我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话语体系。“一带一路”是我们中国人眼中避免和美国直接矛盾，老大老二去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的说法，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和中国信用保险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讲。大家知道全球化的本质是商品、人力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本质是这样的。这个自由流动在国和国之间流动的时候就变成了出口和进口的关系。对我们现在来讲，商品、人力和资本的出口，是我们参与全球化一个重要体系。
中信保是为了用我们商品能力和资本走出去，由政府设立的保险机构，面对“一带一路”出口信用保险。比较典型的例子刚才张燕生拿了华为的手机，在保险里面服务华为最长的是中信保，有一部分是海外的保险。
我们中国现在一般商品出口里面，每出口100块钱的商品，有25块钱是中信保提供的，而全球低于10%。尽管中信保成立到现在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业务规模连续7年排在全球官方机构的首位。2014年新的国十条，有一个新定位，保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际上多数市场经济也都设有出口保险机构和政治安排，用于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我们国家在2001年设立中信保，也是参照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做法，把它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工具。
目前我们在政府的机构当中我们业务规模连续7年是全球第一。中国的金融业在全球排第一的目前是三家企业，第一家中投，第二家工商银行，第三中信保，最大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全球包括官方信用机构在内，全部出口保险协会，中信保四年排在第一位。
在“一带一路”或者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信保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的主要功能和角色，第一个风险保障。第二融资出境。华为为什么让我们保险，中国很多机构在走出去当中需要出口信用保险。与其说风险保险，风险保障更重要。
实际上我在实践当中感觉有了这个保障他们融资更便利，因为在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在列入扩张的企业当中必须通过信贷的支持。我们国家国务院连续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总理都有一句话：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有了这种风险保障，他的融资才能获得满足。我和很多企业交流当中，他们看重出口信用保险更重要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融资扩张。
第三，市场开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间不长，对海外市场了解不是很透彻。我们在市场开拓当中，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外政府项目的示范效应走到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政府项目和中国对接。
在这个市场扩展当中，像中信保这样政策性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天然的开拓能力，这是一般企业拓展这个市场不具备的。这次“一带一路”峰会上，有一个成果发布，这个成果发布以后中信保签署的大概有17项左右。我们和海外政府签署主要的功能为中国市场开放。
第四，损失补偿。出口信用保险损失补偿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和其他保险不一样。中国信用保险追偿的时候带有政府追偿的地位。我们在双边协定当中很多都规定了中信保不仅仅代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主权追查的地位。再加上追偿是中信保集中的，比单一企业有效益。如果一家企业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就关上了和中国多数企业交流的大门。中信保的追偿更有效率。
第五，信息服务。中信每年都发布风险报告还有海外投资风险评级报告，在行业内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一带一路”政策体系当中，我们现在的作用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国家“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我们是重要的风险承担单位。在出口当中我们综合率加起来超过100%，现在市场有一种声音，关于市场化的问题，有一些企业参与反险，我们占了这个市场94%左右的份额。
第二，在（偿二代）我们中信保能达到1300%，你可以看出偿一代和二代对保险风险控制的要求大大提高。在这个风险大大提高下，商业保险进入这个领域，资本的投入太大。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整个信用保险，尤其在短期险我们占了94%的份额，在中长险我们几乎占了100%的份额。我们是这部分出去的风险最重要的承担者。
第三，我们可以成为“一带一路”信用的闸门。这个闸门怎么理解，第一企业要到中信保投保，第二其他金融机构要在中信保承保的条件下进行相应的安排。海外的买家在这里形成了汇聚，如果我们很好的用好中信保这个机制能够有效管控相应的风险。
第四，在金融支持体系里面保险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尤其是现在我们开发金融和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在面对“一带一路”如此高风险的地区进行相应融资安排，如果没有保险很难有效的持续经营和扩大规模。我们现在承保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融资，外国银行为我们都出去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或者对方的买方提供相应的贷款，我们也在进行相应的保险安排。
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举一个例子，巴基斯坦是我们的朋友，巴基斯坦跟我们谈的时候能否不要保险，我们的总理访问的时候答应了。多交一点保险费可以，到最后走不出去。我们中国的商业金融机构环节很难做，国外的外国银行环节也很难做，最后又是巴基斯坦总统到中国向总理提出来，能不能加快巴基斯坦项目提供信用保险的安排。这个环节是走不掉的。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功能。
第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服务“一带一路”的成效。
一，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之后提高了服务效益和水平。我们现在的该有30多项服务保险为“一带一路”服务。特别是出台了一些简易的机制来支持“一带一路”的相应安排。二，我们搭建了融资保险的平台。这次“一带一路”峰会里面，我们大概有17项协议，基本上都涉及到安排。三，发挥杠杆作用。四，支持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我们在200多个国家汇集到国外700多个买家的信息，同时也有全球1.1万家银行的信息数据，提供这样的信用保障。
另一个方面，中信保专门针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国别风险的研究。2013年1月到今年3月中信保累计承担“一带一路”4442亿美元。支持的出口3285亿，支持的投资1156.9亿美元，占同期我们整个支持出口投资总额的73%，出口里面占21%。也就是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所进行的出口投资的保险比重非常高，占到了73%，占的比重非常高。
可以看出我们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对“一带一路”的贡献。我们覆盖了“一带一路”所有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石油装备、服务建设、通讯设备方面的，项目赔款赔了17亿美元，主要是企业破产、银行拖欠，这是我想简要汇报一下我们的进展。
第三，在我们眼中的“一带一路”风险，中信保是怎样看的？
简要汇报2016风险评估结果，在“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里面，低风险的国家我们评下来只有4个，中等风险有1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16个，占这些国别总数的25.4%。从“一带一路”报损占到同期总报损43.5%，仅占出口的21%，占海外投资73%，风险程度很大。
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域的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等。外部或者我们自身的政治风险，我们要考虑应对措施，在我们自身领域带来的风险，我们自身方面的风险主要在三个层面：
第一，“一带一路”是我们政府战略，这个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对企业的支持，有的时候财力有限导致支持力度不够，相干部门在企业走出去引导不当导致企业走出去失败。最典型的就是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这类风险非常高。这是我们这方面必须高度关注。
第二，国内政策金融机构协调合作不够导致的风险。所谓的协调不够，在融合保险安排上，提供融资的银行和提供保险的中信保之间有相应的分工责任，在实践当中有的时候会模糊了这种责任。都以为是对方的责任，最后造成风险缺口，在实践当中经常会看到。
第三，我们的风险，我们的标准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在项目准备的时候我们往往按照我们的标准去想在海外的运用，实际上走出去我们的标准在当地遇到了很多问题。而我们相应的服务走不出去。去年到厄瓜多尔有一个电站，是他的“三峡”。习总书记到那去访问的时候，启动了电站的运用，发电站的运用占全国发电量的40%，是我们修的，但不是我们的运营管理，我们的很多运营管理的标准和南美国家标准不一样，这就带来了运用管理潜在的风险，这些风险发生之后很可能会往项目直白的方面追责，这时候我们承担的责任比较大。
我们很多在这方面的标准没有能够国际化，会带来很多问题，这是我们这自身会带来的风险，风险在我们内部已经隐含在其中。
第三方因素经常会发生，第三国的干扰。我们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作为和我们的竞争者或者因为其他因素，干扰我们项目的过程产生的风险时有发生。不是在国家的风险而是在我们的这方面的风险。
最后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的成功率比较低。我的理解中国如果从开放走出去到现在，成功率不到40%，60%是失败的。60%失败的项目多种有各种因素，执行方面的因素占了很高的比例。我们的执行过程、管理过程。比如有的项目在执行过程当中用国内的不讲环保的执行方式去做，最后导致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抗议、围堵，工程被迫停工。
第四，我们面对问题的应对。
这个风险发生以后，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简要的介绍一下。
第一， 风险识别，能否看出来风险。
第二， 我们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有没有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你知道有风险但是没有管理也不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企业例子，葛洲坝国际，现在在国内工程承包白热化的市场当中，他的业务收入当中有40%来自于海外工程。每年新签的合同中50%是海外合同，业务收入当中25%左右是海外的业务收入，三分之一的利润是海外的。他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和中信保合作的十多年当轴逐步建立了一个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使得他们更有信心，更有把握的走出去。
第三， 出现风险以后我们应对的能力，处置的机制是否有效。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国别管理现在不够健全。我们目前国别风险研究比较肤浅，包括中信保尽管在行业内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从我们自己来看，投入不够，研究的比较比较浅。对外国外买家的风险管理，我们也不成功。目前的主要矛盾在国别风险这个环节上需要加强。
第四，我们对外投融资的体制合力不足。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一个人打架，一个人出去一个人赚钱。在“一带一路”这么热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我曾经到阿根廷修了一个水电站，靠近南极。中国的金融机构都跟他们接洽，明显的发现我们各家企业跟他们说的情况差异很大，造成对方对于融资成本承担越来越模糊。大家知道金融机构的风险靠你的利息来弥补发生的危险，做保险靠保费，如果利息和保费越来越低，拿什么弥补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投融资体系，“一带一路”国家的总理来看了很大的清单。2015年在一个论坛上我讲到，“一带一路”从国家来看不是3年的战略，也不是5年的战略，可能30年，50年，我们从投资角度看，可能走出去的投资总量大概在1.5万亿美元左右，要花30年要完成的。政府有这个积极性，金融机构没有这个能力。“一带一路”长远的规划角度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有一个融资体制不匹配的问。“一带一路”国家期望值太高。如果他们期望值越高，我们处理“一带一路”很多关系越难，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对企业的整理不足，碎片化的情况比较多。两个政策性的支持走出去的金融机构来讲，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没有立法保障，开展的业务没有立法保障，我们到国外去看政府性机构的运营和业务的开展有立法保障，我们没有专门的法律。加拿大有一个出口发展法，都是在立法层面做相应的安排。
我们国家现在有相关部门定章程，这个章程报国务院批，最高层次也能讲到政府规章，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保障在政府规章里面。这个章程所规定的和现在国家所要求的差距非常大，在服务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不协调。这些问题对于整个国家支持走出去，防范“一带一路”的风险和全球化风险的角度存在核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为我们一个讨论，我觉得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保险行业应当带头加强风险管控。我过去作保险投资，几年前在相关的保险公司走出去过程当中，我深刻体会到我们保险行业本身对风险管理极不重视。某某公司投资了国外的某某银行，一次性损失200多亿，走出局的风险到底在哪里？根本没有风险意识。
现在保险从保险资金的配制角度，应当有15%左右的保险资金配备在海外，在海外配制中的风险管理，风险意识非常薄弱。首先行业要加强，那家保险公司最后的投资损失本质是国家增收的损失，那个西方国家通过政府征收把你的投资没收了，我们没有这个意识，会不会面临被征收的风险，有没有想过，这是加强国家风险的感知。
我们现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家风险管理体制。咱们可以在这方面推动起一些作用。
第二，强化对外投融资企业的合力。
第三，对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要尽快推都立法。2001年国家待条件成熟后再成立，现在没有做。实际上这16年来，中信保的总体经营比较稳定，没有让财政贴钱。在服务于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政策性金融服务，但财政没有负担，16年中央财政没有贴钱，这是我们同行愿意听见的。在很多国家，包括韩国，我到韩国政府都贴钱，我们的信用保险比较稳定，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立法。
现在国家发展不够。在风险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必然要面临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一带一路”更不例外，“一带一路”的整体风险更高。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治理之后发展水平不够。“一带一路”的倡议正是建设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所需要的有效的推进方案。
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盛会，大家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前景是光明的，也会经历风险，更需要管理风险。从中信保的工作来讲，会更加的注重提成风险管控能力，为保障服务，为“一带一路”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