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做储蓄和投资时，往往关注短期形势。今时今日，短期的关注事项也让人应接不暇。英国退欧的重大决定影响几何、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考验、主要央行为避免经济“硬着陆”而频频出招，凡此种种即刻涌上心头。然而，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成功投资，了解可能会影响未来投资回报的长期因素，似乎同样重要。
决定投资回报的四大长期结构性因素分别是经济增长、利率水平、通胀和企业利润。这些因素之间互为相关。另有两种趋势也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即地缘政治风险和技术创新。我们认为，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就如何配置资金以获得可持续的回报作出更明智的决定。
过去50年间，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和生产力提高推动了各地经济的扩张，且两股力量的推动作用相当。美国、欧洲和日本曾一度因为“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成年而享受不断上升的劳动人口份额，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新兴市场的青年一代已经接力成为劳动人口的大军。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自动化和加工效率提升，劳动力有所提升，而过去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也促进了劳动力的提升。因此，自1970年代起，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约3.6%。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其他推动因素似乎发生了趋势性的改变。过去几十年间，尽管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移民对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有所补充，但其人口依然出现了老龄化。近些年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其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开始减少。与此同时，过去5年间全球生产力的增速，与21世纪的头十年相比，也出现下滑。
这些变化导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至3%左右的水平。另外惹人注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体的情况急转直下，这些年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优势也有所缩小。
尽管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劳动人口增长迅速，但除非这些市场和其他地方的劳动力大幅提升，否则并不足以重振全球经济增长。这再次凸显了一点，即有必要增加对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的公共投资――这些因素包括教育、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此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乃至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全球化。生产力提高的同时，收入和消费也会相应增加。
如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提振需求。在全球各地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且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份额日益增加的背景下，这一挑战相当严峻。由于高收入群体更可能把钱用来储蓄而非支出，因此全球消费有所放缓。又由于企业投资总是追随着消费的脚步，所以对资金的需求随之减少，而更多的储蓄则苦于寻找投资机会。如此一来，我们就陷入了增长放缓、储蓄升高和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
那么投资者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举例而言，利率是储户和寻求收入的投资者的主要收益来源，以及资产价值的关键推动因素。但是由于储蓄多而投资机会少，利率有可能长期低企。自从金融危机和收紧监管以来，发达市场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普遍过高，已经迫使企业和金融部门去杠杆，这也加剧了利率的下行压力。此外，各大央行已经采取措施将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这也是推动市场利率低位运行的关键因素。
由于国债的基准利率持续低迷，企业债的收益溢价也可能会维持在低位，尤其对于较高等级的债券而言。这进而会促使投资者接受风险等级更高的债券。
由于全球增长低迷，利率水平低企，股市的回报也不太可能有起色。这是因为推动长期股票回报的因素来自于企业利润的增长以及投资者愿意为这些预期利润所支付的溢价。较长期来看，企业盈利增长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此外，如果投资者无法确定未来的经济前景，通常也不太会愿意为预期企业盈利支付更高的溢价。
转机何在？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并未成定局。对于这些趋势及其影响，仍旧众说纷纭。但作为投资者而言，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局势的演进。诸多因素可能会扭转事态的发展方向。比如发展中世界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出现消费增长，又比如发达世界日益增加的退休人口不再进行储蓄，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增长的有力推动因素。
虽然全球各地家庭负债持续增加（如美国汽车和学生贷款激增），但是新兴亚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数百万家庭仍然拥有巨大的空间增加借贷。这也许是驱动消费的关键因素。颠覆性技术是另一张王牌，可以提升生产力、找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新方案，并且可以产生大量财富。 当然，在新兴市场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以及在发达世界更换老化设施所需的数万亿美元投资，也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驱动经济增长。
因此，作为投资者，虽然当前的风险加剧的大环境要求我们均衡和多元化配置各类收益型资产，但我们也需要对较长期的增长机遇保持敏感，一旦出现便及时把握从而斩获收益。在投资者的成功秘笈中，适应性和灵活性必不可少。
（作者系渣打银行财富管理部全球投资咨询和策略总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