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如果中国转型中的“麻烦”不能很好解决，就会影响汇率走势，影响各种资产价格，进而影响到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中国各类市场主体的刚性兑付问题尚未解决，未来不管是地方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互联互保风险、信托理财风险还是国企亏损破产风险等，其最后都可能集中表现为国家财政风险；因此，对系统性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夏斌7月份撰文称，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转型，正处于痛苦、关键的时期。2011年以来，出于经济下行压力和稳增长的需要，我国持续投放了大量的货币。随着经济下行和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必然会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中国社科院人士分析，2015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131%，加上融资平台债务为156%。并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宁愿居安思危，把问题看得严重些。
目前企业想得到一笔负债，往往设计复杂，涉及多方机构，额外增加了很多交易环节，通过放大未列入官方统计的信用规模而得以完成。市场人士分析，这些债权在2014-2015年均增长已达50%以上，到了2016年一季度，同比高达80%。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仅增加3.57万亿，但是这类交易规模却增加了20多万亿，几倍于企业实际得到的负债。
这一系列交易环节恰恰是当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链上的薄弱点和导火索。如果目前整顿策略简单，想一下子堵塞各种风险漏洞，去杠杆，很有可能出现像去年股灾前去杠杆时发生的市场动荡和 “倒塌”事件。今年前5个月已有30多家企业包括大型央企频频发生债券违约事件。当市场传出债市要整顿的舆论时，一些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券马上发不出去。
因此对于系统性风险问题，应说三句话：1.中国当前确实不会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2.但是从债务链的险情看，中国已经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3.如果不真正加快改革，那么“温水煮青蛙”，暂时不会爆发系统性风险，但照样会把30多年改革开放国民辛辛苦苦积累的宝贵财富慢慢侵蚀掉。
面对上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当前的经济，不刺激不行，不仅会形成更大的失业压力，而且将暴露更大的风险，经济与社会肯定难以稳住。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因刺激效应在明显递减，过度刺激只能给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时间越来越紧迫。面对“两难”，根本出路在改革。改革有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和加快暴露风险，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但是又必须改革，不改革毫无出路。怎么办?只能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必须以守住两条底线为原则。
一是在“三去”中要容忍逐步释放些风险，但是绝不能去主动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在改革与转型中尽量安置好下岗失业人员，但是绝不能出现大面积的社会不能容忍的失业局面。只要守住这两条，紧紧“咬住”改革不放，改革为先，中长期就会有希望。短期内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应不必在乎。
1.落实“三去”还真不能“管人不管企”。应借解决这一轮“三去”中损失资金的统筹安排，统一算账，倒逼有关部门，限时出台全国统一的养老、失业保险制度，借机形成稳定社会的基本国策。
2.国企改革是当前各项改革工作中的命穴。应统筹研究安排主营与非主营业务国有资产，抓紧出售非主营资产，弥补去产能中的资金缺口或充实社保基金。从国企效益低下入手，以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为目标，顺藤摸瓜，形成奖惩机制，改善治理机制，去推动真正的国企改革。
3.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年缩小，差距主要表现为财产收入。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进而扩大其消费，是我国短期结构转型、长期成为消费大国的一项需持续奋斗的战略任务。据专家研究，目前我国农村仅土地资产为88.81万亿元。如何释放农民的巨大财产收入，是当下中国经济尽快走出转型困境的另一重要的思考维度。
4.提高民营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关键在于培育企业家的预期。民营企业家积极预期的形成，除靠市场周期自身调整外，需有强有力的制度予以保障其权益。在此，靠一般性的文件号召、领导讲话和上级督查不能解决问题。可能有效的方法是，举几案例，解剖麻雀，找出“病根”，同时有针对性的修订制度，曾经做错的予以纠正，并以昭天下，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面对“两难”选择，强调需求管理及其刺激仍是必要的。但是刺激需要强调适度与精准。政府应集中精力，寻找制度障碍，而不是在寻找项目上过于劳神。只有改革了制度，才能真正培育社会资金投资的长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