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国ＧＤＰ突破１２万亿元大关，十年后的今天，我国ＧＤＰ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５０万亿元；十年前，我国财政收入不到２万亿元，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已突破１０万亿元；十年前，我国出口总额仅３０００多亿美元，十年后的今天，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背景下，我国出口总额已近２万亿美元……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短短十年间，我国经济飞跃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已数倍增长。
在这经济飞翔的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日新月异。十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当初的不到８０００元，一跃突破２万元大关；农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不足２５００元，飞增到如今的近７０００元。而就在收入倍增的同时，一张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已逐渐覆盖亿万人民。
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中国经济创造了连年高增长的奇迹，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那么，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呢？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请他总结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挖掘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改革与结构性变化助推经济持续高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哪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张立群：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主要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７年，这是我国经济在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持续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２００２年ＧＤＰ总量突破１２万亿元，到２００７年ＧＤＰ总量达到２６．６万亿，六年间ＧＤＰ总量翻番，ＧＤＰ年均增长率均在１０％以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等。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整个农业和农村发展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粮食保持连续稳产增产，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善，农民得到政府的补助力度空前增强。
第二阶段，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应急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大体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９．６％下降到９．２％，只下降了０．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贸出口的同比增长率却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７％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以及出口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这和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直接相关。
第三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这是我国经济双重转型阶段。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重要进展。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政府投资逐步撤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力度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整体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滑坡，平稳回落；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转型升级开展得比较普遍，且力度较大，整个区域结构调整进展较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与扩大内需相关的产业，正在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阶段正在为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准备条件、构筑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正如您以上所介绍的，我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飞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那么这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支撑我国经济这十年的飞速发展？
张立群：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还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使整个要素资源的配置，无论是在不同产业之间还是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更加活跃、充分，使得整个经济取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通过改革，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回顾这十年，我国在很多方面的改革都有进展。
首先，政府自身的改革。《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都是在这十年当中出台的。政府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了透明度，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转向民生和社会事业。
其次，围绕市场建设的改革，燃油税、成品油定价机制、人民币汇率、利率逐步放开等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
第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比如出台“非公经济发展３６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负、改善融资环境等改革也有很大进展。
第四，在对外开放方面，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清理了大量对外贸易方面的规章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全面对外开放的局面进一步发展。
此外，消费结构、工业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性变化也是过去十年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吃穿用”转向“住和行”。这是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后的必然发展趋势。这个发展趋势带动了整个工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由支持“吃穿用”的轻型结构，转向支持“住行”改善的重型结构。重化工原材料、能源交通、装备制造等产业在这期间都有巨大的扩张。这也是支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城乡结构的变化。过去十年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２００２年我国城市化率为３９．１％，到２０１１年城市化率超过５０％，十年间城市化率提高了１０个百分点以上。城市化在扩大国内消费、支持城市建设投资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障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我国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把握，使得城乡之间的关系保持了大体协调，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凋敝或贫困化，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
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时报：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与国家宏观调控有着怎样的联系？十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哪几次重大调整？这几次宏观政策调整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哪些经验？
张立群：过去十年间，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历了重大考验，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个成就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波动幅度不大。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１年，ＧＤＰ增长率一直保持在９％以上。在这个高增长区间，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经济增长过热。过去经验表明，一旦中国经济增长率在９％以上，会很快趋于过热。
但２００２年以后，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了稳定增长的措施。比如通过严把“两道闸门、一道门槛（即土地供给闸门、信贷闸门、项目审批门槛）”来控制投资过热。对地方开发区的快速膨胀、小煤窑的快速扩张等及时予以稳定。这些宏观调控政策防止了经济过快升温，使得经济的高增长态势能够大体保持平稳。
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又及时地对政策方向进行了调整。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８年，实行“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一开始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反应是非常快的，调整力度是非常大的。经过这轮调整，保增长取得成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９％以上的平稳较快增长。
２０１０年，在“保八”目标实现以后，我国又对带有扩张性的调控政策进行了及时调整。这个调整非常重要，对防控财政债务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的快速蔓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较快撤出，货币政策很快收紧，比如十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进行额度管理等。
这些调整，收到了明显成效。政府债务占名义ＧＤＰ的比重从２０１１年开始稳定并且有所下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债务规模的扩张得到了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水平不断下降，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到目前，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尽管经济增速在回调，但是这个回调过程由于宏观调控的精心操作，总体上是平稳的。
整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过去十年的宏观调控取得了重大成功。在“经济高增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势下，通过适时适度、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总体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态势，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标。
说到积累的经验，我认为，是努力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由于市场变化带来的各种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的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宏观调控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像温总理所讲的，中国是一条十几亿人口的大船，这条大船在航行中要避免大起大落。这实际上对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以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同时，在这样一个大体平稳较快发展的环境中，还可以化解改革带来的比较尖锐的利益矛盾。
经济发展方式已具备转变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如何？接下来该如何发力？
张立群：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经济是在结构的急剧变动当中发展过来的，这些结构包括消费结构、工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在这一过程当中，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努力引导这种结构变化，防止破坏性作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效果明显。在这样一个结构剧烈变化和数量快速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防止了经济过快升温，也防止经济出现一些严重扭曲。比如产能过剩，通过过去十年来在产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低水平过剩产能的快速增加。同时，我国还及时提出了结构变化的一些新方向，比如新兴工业化道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但发展方式的转变，我认为，是需要条件的。在过去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国处在市场和需求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来说，重点解决的矛盾是“有没有”，而不是“好不好”。这个东西大家都需要，我就先把它做出来，顾不上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
另外就是低成本。要素成本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低成本支持企业“三高一低”的发展，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成本这个条件支持了企业主要靠价格去竞争，通过降价获取订单。
所以说，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具备市场条件和成本条件。
但是２０１０年以后，市场的快速扩张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由过去接近３０％，降到了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的年均增长９．９％。这个变化预示着外部市场的快速扩张期已经结束。同时，国内住房和汽车市场在经过十年的快速扩张之后，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相对成熟的发展时期。再加上产能过剩的形势，决定了投资的增长也开始“下台阶”。整个国内外市场的快速扩张期，可以说基本结束。另外，低成本条件也在快速改变，劳动者工资水平、土地价格、水资源价格和矿产资源价格等都在持续较快地提高。
市场和成本两方面的变化迫使发展方式必须作出转变。为了适应变化的趋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方针，这是非常及时的。
经济发展新动力仍是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在新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什么？
张立群：未来中国经济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中心，重点还是要推进改革。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体制机制的完善，这个完善需要通过改革和消除各个方面制度性弊病和缺陷来支持。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在完成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之后，中国才会获得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
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过去十年来的改革有所不同。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比如原来就有的破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低水平的产能调整，主要是靠破产退出。现在有一种思路是通过控制新项目上马来解决产能过剩，其实这是在保护落后。新项目可能水平更高，不让它上而让低水平的产能继续存在，这种情况对于发展非常不利。与此同时，在淘汰一些低水平企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就业和民生带来影响，必须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建设消除这些影响。这些就涉及到政府职能改革。政府工作重点需要更多地转到基本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上来。
此外，城市化中的一些矛盾要解决。当前中国转型需要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问题。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发展以城市环境为依托，城市发展以工业为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要同步。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基于长远考虑，应该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加快城市化，一方面，能扩大内需空间；另一方面，也能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平台。城市的人口数量增加了，承载能力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就会更顺畅。再比如，如果农民工也有了城市户籍，整个城市的就业稳定性就会明显提高，企业的职工队伍的稳定性也会相应提高。职工队伍的稳定性提高将带来技术的稳定和企业核心价值理念的稳定。所有这些都会为工业和制造业的做大做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我国在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和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继续深入改革。
同时，让市场更充分的发挥作用，更充分地放开市场竞争，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理顺煤电、成品油、天然气等价格机制，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措施。
此外，对外开放还要继续。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市场，要抢抓机遇，就要提高对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外向型经济要转型升级，要从过去比较粗放的、依靠血汗工资加贴牌出口的模式转变为依靠品牌竞争力和核心技术竞争力的模式，并提高对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完善对外开放方面的很多体制机制来支持。
我国对外贸易在与国际经济接轨过程中，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更充分地融入世界经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会吸取很多积极因素，从而使得我国的制度模式与整个世界经济更全面地协调和接轨。
通过这些目标的实现，我国可以在一个更加开放的、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实现下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