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财政纾困危机民企的疑思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则目前肩负巨额负债的地方财政缺乏财力为民企纾困，一则地方财政以担保等形式施救民企也有违《预算法》之规定，同时财政救助落难民企存在道德风险。不过，当前民企领域呈现的行业性、集群性风险蔓延之势，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任其发展很容易导致风险聚敛式释放，并引发失业潮等；且诸如赛维之于江西新余市，浙江知名私企之于浙江省等，都将直接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如2011年前5月，赛维所缴纳的国税40412万元，地税19975万元，分别占新余市高新区企业纳税总额的93.6%和96%，浙江受困私企也是当地财政的重要贡献者。因此，政府在法律允许内纾困私企，对政府、私企与纳税人确有多赢效应。
显然，面对私企日益聚拢的债务风险，目前不是政府应否施救，而是如何疏困之问题。因而当前关键的问题就是把脉企业陷入危机的缘由，以及政府纾困成本等问题。
我们认为，当前多地民企深陷债务泥潭的成因是复杂的。尽管目前私企主要聚集于产业链中下游，且处于完全竞争的产能过剩领域，加之私企难以从银行获得融资，因此经济减速风险很容易在私企领域率先爆发。
私企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成分，但私企也有凯恩斯所言“动物性精神”。一旦某个行业有发展前景，大量私企就扎堆进入，而一旦边际收益率下降，私企不是借助技术和管理创新，提炼自身核心竞争力，而是转投他业。最后，随着私企可自由进入的市场领域都出现不同程度产能过剩，私企就停产歇业进入房地产等领域，进行投机。所以，政府的拯救政策应当某种程度抚平“动物性精神”。
部分地方私企债务风险呈行业性、集群性释放状态，透射出了企业互保融资、集合融资等所潜存的巨大风险放射效应。其一，民间融资市场与正规金融系统的风险叠加，导致了私企债务风险呈集群状态。如浙江银行系统前5月不良贷款余额达672.8亿元，比年初增长181.4亿元，及浙江民间市场风险升水，暴露了民间金融与银行系统的风险串联现象，且较大规模的民间房贷者多为当地民企，又导致私企债务风险集群化。其二，近年来金融机构兴起的供应链金融，以及中小企业集合债、私募债等，在缺乏有效的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和经济不景气下，其错综复杂的互保网，最终就迅速由风险共担的管控渠道变为风险扩散通道，使私企债务危机呈行业性、集群性蔓延的缘由之一。
与此同时，目前私企的风险敞口不尽相同，如部分私企的风险属于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部分则为流动性风险。因此各地政府应通过识辨风险，对私企采取不同的救助策略和手段。
如对资产负债表衰退、且确实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政府承担的是风险疏导的公共义务，即在避免风险传染下推动企业进行市场化破产重组，对其实行安乐死。对流动性风险，且有市场竞争力的私企，政府为企业与债权人搭桥连线，避免银行采取提前收贷之过激行为，并在风险可控下，通过政府窗口公司对其融资担保、财政贴息贷款等，鼓励企业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避免企业休克至死。
此外，当前不论是基于稳增长还是缓解民企债务风险，标本兼治的有效手段还是政府推动结构性减税的修养生息政策。毕竟，部分私企陷入债务风险也与部分地方采取预收税款有关，加之目前国内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因此政府启动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清费政策，甚至对部分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企进行税费减免，以及实现计息型延缓征税等，并配置以压缩行政支出，如广东省明确提出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等，要相比政府直接参与私企救助更有效，成本更低，也更符合经济规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