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中国不应该开发全世界最快高铁的理由，因为超越旧技术、直接采用最新技术，这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后发优势，所谓“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世界铁路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未遇的发展机遇，中国在这一产业占据先驱地位令人欣慰；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短短几年便跃居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中国高铁本来堪称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成功范例，但我们前途远大的高铁产业、乃至整个中国铁路却在2011年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漩涡，在自己国内遭遇了偏颇、不公正的舆论围攻，某些围攻的方式已经到了野蛮的地步。在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经济问题落马后，负债、票价、安全（尽管最高时速394公里的武广高铁运行近两年以来不曾出现过任何安全事故）……但凡能够想像得到的话题都被拿出来拷问，高铁一时似乎成了千夫所指，发展高铁也被某些人说成了冒进的错误决策，甚至是罪过，7·23温州动车事故（官方定名为“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更为此火上浇油。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整个中国铁路产业经历了也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剧烈的震荡：一年之内两度全面、大幅度降速运行，京沪高铁运行速度从设计之初的最高时速380公里降至300公里，铁路建设全面停顿……这一切重创了中国高铁和整个中国铁路的声誉，也大大削弱了高铁相对于航空等其它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直至国务院7·23事故调查组结论公布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确实，批评是一种权利，但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支持的非议并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更不用说那些蓄意的恶意捏造了。假如让廉价的所谓“正义感”压倒了科学与理性，让无知和造谣左右了决策，那就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了。为此，剖析对高铁和整个中国铁道产业的某些最广泛非议，澄清事实，是有价值的。
首先需要辩诬的问题关系全局性决策——中国高铁果真发展超前？答案是：否！中国高铁、中国铁路不但不超前，而且发展滞后了。
我们需要理解，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中国不应该开发全世界最快高铁的理由，因为超越旧技术、直接采用最新技术，这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后发优势，所谓“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在铜线电话普及之前便大规模采用光缆，印度、非洲固话没有普及而是先行大规模发展移动通讯……都是如此。限制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这一后发优势的瓶颈在于资金和人才缺口，既然目前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两个缺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掘这种后发优势而偏偏要自我拘束？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成功赶超的后发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日本，都必须有这样的志向，并落实为这样的实际行动，新中国奠基者也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后为12月31日《人民日报》所引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赶超的雄心不等于盲目自大，同样是毛泽东主席，同样是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把一些措辞改和缓了不少，如“科学研究水平大大提高”改为“有所提高”；“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划掉“世界”二字；“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改为“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为了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四化强国，将“较短”改为“不太长”；“才能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改为“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我们不仅应当立志赶超，而且在成功赶超之后，我们还需要警惕、抑制自己的惰性，以免被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循着相同路径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