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宇 北京报道导读
“为什么成立一家保险公司需要很高的成本？”李晓林表示，除了正常的运行成本，监管也是一种成本。在他看来，目前的网络互助没有针对相关的承诺安排社会公众可以信任的兑现机制。
在西安工作的侯小蕾（化名）最近非常不安。
11月12日，她帮助表哥在“轻松筹-大病救助”平台上为自己罹患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表嫂发起了募捐，这次募捐的目标金额是30万元。
此行动之前，她经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转发的轻松筹大病救助信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且转发者自己通常先捐了款，侯小蕾看到病情严重、花费较大的项目，通常也会捐助，金额从5元到100元不等。
因为有了多次通过轻松筹捐款的经历，在遇到表嫂的问题时，她很自然的想起了这个可以筹集救助资金的互联网渠道。
但在接触一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后，侯小蕾开始反思帮助表嫂发起轻松筹的行为。而新近发生的“罗一笑事件”，让她觉得自己的反思并不多余。
谁最需要“轻松筹”？
回想发起求助到筹资结束的整个过程，在感叹网络求助平台力量巨大的同时，侯小蕾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阶段究竟有没有必要发起轻松筹。爱心人士的救助是否来得太轻松？
由于表嫂在2016年11月1日确诊患病，这之前的10多天里一共花了多少费用她并不清楚，之后要花费多少、自费几何也是未知。但她估计患病会使表哥一家经济拮据，在获得了表哥及其他亲属同意后，她在轻松筹平台发布了求助信息。
一番行动后，到11月14日，轻松筹平台上，侯小蕾的表嫂筹集到了221804元，有7373人为她提供了个人帮助。
但一个偶然的机遇，她接触到了一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在了解到这位父亲在面对儿子重病时的处理方式后，她对于当初的发布“轻松筹”的决定有了一丝犹疑。
“这个孩子已经得病4年，父母脱产带他异地求医，家中也不宽裕，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开向外界发出疾病救助请求，顶多是接受儿童白血病救助组织的救助”，侯小蕾说。
她继而也了解到，远在新疆的表嫂是一名初中教师，原则上会受到城镇职工医保的保障。
为什么在有大病保险的情况下，大病患者仍依靠网络发起救助，且朋友圈里的求助信息越来越多？这合理吗？记者将疑问发布在朋友圈，却引出了更多疑问。
“虽然每次捐助金额不大，但次数多了，我也疑问，谁能保证钱是用在了治病上？”一位过去常在轻松筹上帮助大病患者的朋友告诉记者。
“经过大病保险的二次报销，医保能够覆盖80%的治疗费用”，青海省卫计委一位官员在记者的朋友圈底下回复。
“早买商业保险就不至于此。网络让求助成本大大降低。”一位在高校新闻系任教的教师认为，总在平台上帮助别人的人相当于在缴纳社保费用以后，为分担社会风险买了第二次单。
“罗一笑事件”爆发以后，侯小蕾觉得问题出在平台缺乏“必要性审核”上，这个审核应该能够回答侯小蕾的困惑――在多高的疾病负担下、家庭成员尽了哪些义务后，向社会求助是合理的？
家人对侯小蕾的“庸人自扰”很不理解，认为“轻松筹”不过是将过去在马路边摆募捐箱求助变成了在朋友圈里摆募捐箱。但侯小蕾认为互联网筹资的快捷、便利、高效使二者在影响力上有很大区别。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医保研究专家告诉记者，互联网平台能为中国社会提供一对一救助形式，“很接地气”。
“但是，互联网大病救助平台在信息披露和监管上还有很大漏洞，一旦真实性受到挑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这位专家表示。
“如果互联网求助的高效被那些不必需救助的人利用，被伤害的是提供救助者、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以及整个社会诚信度和公益慈善氛围”，侯小蕾说。
记者打开一个轻松筹大病救助项目页面，发现“资料证明”版块有平台对于患者身份证信息、疾病诊断信息等内容的审核认证。而认证下方是证实患者信息真实的人员列表。页面最下方是帮助人员的捐助金额。在下面的捐助信息中，解囊者的捐助金额少则1元，多则500元。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于亮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5全年轻松筹大病救助板块共上线2.3万个项目，筹款金额1.8亿元，参与人数380万人次。2016年上半年，大病救助项目超过4万个，筹款金额超过4.5亿元，获得1000多万人次支持。
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范围仍然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慈善机构、公益组织以及各类可以帮助个人筹资的平台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庇护低收入的脆弱人群。但前提是这些平台能够规范有序运行，并对救助对象给予一定的审核。
监管的盲区
值得注意的是，轻松筹在大病救助项目之外，还有一项“微爱大病互助行动”。记者就是在浏览大病救助项目时，发现了“微爱大病”。几位加入“微爱大病”的朋友告诉记者，自己也是通过轻松筹的个人求助知道了“微爱大病互助行动”。
“微爱大病”页面显示，任何人只要预存10元即可加入，项目可保障30种疾病，最高可获得30万元大病保障金。互助规则为每发生一次互助，费用由全体分摊，单次上限为3元。会员延续条件也很简单，“账户余额大于3元”。
截至2016年12月9日晚，“微爱大病互助行动”已发展会员4543578人，总金额51056054元，但页面的互助公示一栏里显示“暂无互助事件”。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李晓林指出，近年来，网络平台面对社会公众公开招募会员，约定了或早或晚的缴费义务，并公开承诺了保障责任，形成了事实上的保险保障。
“网上现在出现很多所谓的互助保险、众筹保险、抱团保险等等，打的都是更便宜和更方便的保险的口号。然而，这些组织全部都不接受偿付能力监督。”在知名的信息交流网页上，有人这样评价这种新出现的互助保险模式。
李晓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网络互助平台行保险保障之实的问题在于监管空白。
“为什么成立一家保险公司需要很高的成本？”李晓林表示，除了正常的运行成本，监管也是一种成本。在他看来，目前的网络互助没有针对相关的承诺安排社会公众可以信任的兑现机制。
在他看来，轻松筹以个人求助为主的大病救助项目与“微爱互助”是两码事。而后者之所以值得警惕，不光是缺乏监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支付能力较弱的人因为网络互助项目价格更低而放弃考虑其他补充保险。
“一旦他患了大病，平台无法兑付，他在基本医保外又没有其他保障，让他怎么办？” 李晓林再次向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他算过的一笔账，按照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为参照依据， 30岁的男性群体每人分摊240元，才能实现患者的30万元互助金；而51岁的男性群体，每人需要分摊2400元，才能实现患者的30万元互助金。
“不要误以为几块钱就够了，一旦大家发现要交的钱超出预期而选择退出平台，真正需要拿钱治病的人怎么办呢？”李晓林说。
李晓林强调，政府的监管或许会让许多事情看起来低效，但这种“麻烦”是防止更大风险发生的有力保障。同时，这种尽可能避免风险的监管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也是必要的。决定加入互联网互助平台前，一定要正视部分平台缺乏有力监管的事实。(编辑 郑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