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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
在中国，每年成千上万起的儿童拐卖犯罪牵动人心。哪些省市的儿童拐卖犯罪最为猖獗？中国的儿童拐卖网络有着怎样的特征？打击此类犯罪，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地区？抓取了寻子网站“宝贝回家”的上万条数据后，武汉大学王真团队建立的儿童拐卖网络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
2018年8月7日，内蒙古，早上6点多钟，独自一人跑去大门外玩耍的一岁多男孩在家门口失踪。
2009年4月27日，不到三岁的男孩冬冬在父母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玩耍时，失踪。
1993年2月1日，不到两岁的回族女孩在火车站失踪。
目前，在中国最大的非官方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上，这样的寻子信息已经有四万多条，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失去子女的父母心中的煎熬，儿童失踪、被拐卖对于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拐卖，能够找回的孩子可谓少之又少。找回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的转移和交易常常会涉及拐卖团伙，在被非法领养之前，被拐卖的儿童常常会被多次转移。
如果能够确认儿童拐卖的关键省份和城市，对整个拐卖网络和拐卖形式有充分的了解，加强监控，并对犯罪团伙展开针对性的打击，就有可能减少儿童拐卖发生的机率，挽救无数潜在的受害家庭。
武汉大学的王真及其团队对“宝贝回家”网站中的上万条数据进行了抓取，基于省市两级管理体系分别进行了数据分析，建立了基于“宝贝回家”网站数据的省级儿童拐卖网络和市级儿童拐卖网络。他们发现，儿童拐卖的犯罪行为有一些特点需要特别关注，比如儿童拐卖大多数是短途或省内转移。研究团队还找出了儿童拐卖活动最猖獗、需要重点监控的城市，比如重庆、成都、上海、北京、莆田等。他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Nature Sustainability上。
8个省份是儿童拐卖重地
研究人员对“宝贝回家”上的22531条数据进行了省级层面的分析，他们发现66.3%的拐卖起始地和52.9%的拐卖目的地主要分布在8个省份，分别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河北、四川、广东和安徽。除了福建之外，这些省份都是人口大省，而且大部分位于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男性后代的偏好可能是福建、河南、广东和安徽儿童拐卖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这些省份有较强的宗族文化，更偏爱男性继承人。”研究论文中写道。
各省份每100万人口中，被卖出（蓝色）及被买入（绿色）的人数柱状图。（来源：原始论文）
在儿童拐卖的路径中，儿童从一个地方被卖出，最终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被买入，买入量大的省份是需求方，而需求推动了儿童拐卖活动。研究人员发现，买入儿童数量较多的省份为福建、河南、河北、江苏、山东，这些省份应当作为政策干预的主要省份。
在供应一方，也就是儿童被卖出的省份，大多集中在福建、上海、江苏、陕西、山西、安徽和四川。
儿童拐卖的形式基本分为两种，分别为跨省儿童拐卖和省内儿童拐卖。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的儿童拐卖事件都是在省内，也就是说短距离拐卖占了大多数，高达58.2%的报告案件都是此种类型。
而在跨省儿童拐卖案例中，有43.2%的案例集中在河南、江苏、山东、河北和四川几个省份，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有超过1000个案例是来自这几个省份。另外，有8个省份买入的儿童数量高于儿童卖出的数量，它们被研究者称为“净买入”省份，包括河南、山东、河北、广东、福建、北京、天津和重庆。其它省份则相反，儿童卖出的数量高于儿童买入的数量，也就是“净卖出”省份。
桔色表示儿童买入的数量高于卖出的数量，颜色越深表示买入与卖出的比率越高；蓝色表示儿童卖出的数量高于买入的数量，颜色越深表示卖出与买入的比率越高。（来源：原始论文）
多个省会城市成为非法交易枢纽
在省级网络中，研究人员发现有42.4%的拐卖都在一个城市内部发生，大部分的关键城际路径不足500公里，这再次表明，儿童拐卖的主要方式是短途和城市内部买卖，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儿童被卖到了很遥远的地方。
因此，研究人员在市级层面上对22139条数据进行了分析，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儿童在一个个城市中是如何被转移的，同时也可以发现隐藏在一个个案例背后的犯罪网络。研究者利用市级拐卖网络发现了一些报告案例较多的城市，比如重庆和莆田就是两个关键的城市，“宝贝回家”网站上有超过300个本地拐卖案例发生在这两个城市，分别占当地总案例的69.2%和63.4%。
同样，在市级网络中，研究人员也考察了哪些是儿童流出的主要城市，哪些是儿童流入的主要城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上海、成都、重庆和福州是儿童流出的主要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超过524个报告案例。莆田、徐州、重庆和邯郸为儿童流入的主要城市，也就是主要的需求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超过544个报告案例。
从拐卖路径上来看，关键拐卖路径的起始点大部分是省会城市，比如成都、北京、西安和广州。但是，终点却大部分都在欠发达的城市。
儿童贩运距离显示大部分都是短途和城市内部买卖（来源：原始论文）
通过对市级数据的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儿童拐卖活动有很明显的地区集群现象，比如上海及其附近城市与河南、山西和陕西省的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它们组成了一个集群。石家庄与与中国中部城市构成了一个集群。在所有这些集群中，有一部分城市充当了“门户”的作用，这些城市包括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泉州、西安、莆田、徐州和武汉。除了莆田之外，其它城市大多属于省会城市或者传统交通中心城市。这表明，较好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使得它们成为了儿童非法交易的枢纽。
对整个儿童拐卖路径上关键城市的了解，对于制定相应的打击犯罪的战略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可以加强这些城市的监控以及时报告被绑架的儿童，并在这些关键网络中调查犯罪团伙。
儿童拐卖网络路径图（来源：原始论文）
打拐资源集中在关键城市
对儿童拐卖网络进行分析后，作者发现将政策和打拐资源投入到不同的地方，拐卖网络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如果将政策资源投入到某些关键城市，就会产生更大的破解儿童拐卖网络的作用。
比如，要影响拐卖网络中60%的城市，只需要在重庆投入资源；要影响拐卖网络的69%，只需要在重庆和上海投入资源。将资源投入到不同的城市，对整个拐卖网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利用“宝贝回家”网络中的数据，进行中国儿童拐卖网络的分析，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考虑到中国的儿童拐卖活动主要是短距离或省内儿童拐卖，因此，研究者提出应该分配更多的资源到拐卖事件的发生地及周边短途区域。
当儿童拐卖事件发生的时候，应加强对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及高速公路收费站等交通枢纽的安全检查，快速将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发送给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是非常有帮助的。在涉及儿童拐卖密集的关键城市，应该加强交通枢纽的日常安全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被评估的指标中，成都和重庆都被确定为主要的城市。上海、北京和莆田在至少四个指标中被确认为主要城市。显然，这些城市应该作为打击儿童拐卖行动的最主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