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鄱阳湖水位下降，丰水期浸泡在湖底的明代古石桥显露真容。该石桥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是明清时期连接鄱阳湖两岸的交通要道，被誉为“中国最长的湖中古木石桥”，桥身有泄洪孔983个，也被称为“千眼桥”。
除了千眼桥
鄱湖水下蕴藏丰富古迹遗产
堪比“历史博物馆”
“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宋代理学家朱熹曾用这样的诗句描绘鄱阳湖的浩瀚。“实际上，鄱阳湖里不只是水。”多年来一直关注鄱阳湖水下遗产的王东林教授告诉记者，鄱阳湖的底下曾经是一个阡陌纵横、人烟稠密的陆上世界。清同治《都昌县志》古迹条下说：“古 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犹存。” 1960年，省博物馆在这里发现的汉代城址和汉墓群以及相关文物，证明了这个记述的真实性。
在鄱阳湖南湖周边，还有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新建县南矶山遗址、昌邑北 遗址以及汉代海昏城遗址。秋冬枯水季节，行走在湖边，古老的砖瓦陶片几乎俯拾皆是，除船家的丢弃物外，保不准就是一两千年前的遗物。
“我曾亲耳听过那些生活在鄱阳湖边的都昌老船夫说，大水季节，他们在湖上行船，偶尔会看到水里出现被淹没的屋脊，十分清晰，一靠近就没了。”王东林说，鄱阳湖是个过水湖，水位季节性地变化，所谓“洪水一片，枯水一线”， 阳故地便年复一年地露出水面。
专家呼吁设水下遗产保护机构
鄱阳湖及其水系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宝库中珍贵的文化宝藏，对研究汉唐以来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历史以及鄱阳湖的形成史，对沿海沉船打捞器物尤其是古陶瓷的对比研究和窑口归属的认定等，均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与科学价值。
据了解，为了保护好鄱阳湖水下文化遗产，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科学考察和历史研究工作，王东林曾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特别建议国务院及国家文物局，尽快设立鄱阳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或“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分支机构，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目标，确定保护等级。进而依托批准组建的保护机构，建设“鄱阳湖水下考古工作站”和“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基地”，充分利用江西460多座历代窑址考古调查成果与陶瓷标本，为沿海沉船打捞出水的古外销陶瓷寻找窑口归属地提供对比研究平台，提升中国水下考古学术研究的条件和水平。
“在生态经济区建设中日益焕发活力的古老的鄱阳湖，其埋没于水中、封存于地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应该在沉睡中醒来，恢复它叙说历史的功能，让鄱阳湖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并服务于我们的时代。”王东林说。
鄱湖水下文化遗存主要有四类
一是由于地质变迁和鄱阳湖南湖形成过程中没入水底的古代城址和古聚落遗址。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沉没于鄱阳湖南湖之中的汉代 阳城遗址，以及 阳、海昏先民居住过的众多村落和逝者的墓地。
二是江湖险处尤其是号称“东方百慕大”和“魔鬼三角区”的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沉没的历代船只及装载物。
有唐宋及以后各朝南来北往通江达海的各类货物、兵器和产自景德镇、吉州窑、洪州窑、赣州七里镇等窑场的瓷器；有抗战时期沉没的侵华日军军舰(如沉没于都昌县老爷庙水域的日军“神户丸”号运输船、余干县江埠乡的黎背日军巡逻舰、湖口县牛脚芜长江水域的日军军舰等)；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长江和鄱阳湖沉没的运输船(如彭泽马 要塞沉船，1940年在余干梅溪被日机击沉的鄱阳陈铨记轮局“饶宽”客货轮等)。
三是历代战争遗存。
有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大战时留下的许多战场遗址(如永修县的望夫亭、湖口县的石钟山石刻、都昌县的定江王庙、余干县的忠臣庙和康郎山战场遗址以及新建区南矶山的藏兵洞、万人坑、刘伯温钓鱼台等遗迹)；还有清代石达开与曾国藩争夺湖口战事留下的堡垒、要塞和战场遗址。
四是鄱阳湖枯水期现身的四通八达的湖中叠石古道和古桥遗存。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沉没于水下的水运码头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