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宝音时，他正在和北京来的导演们商量新编歌曲修改的问题。办公室内，大家激烈讨论着，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直到对新创作的作品完全满意。
如今担任锡林郭勒乌兰牧骑艺术总监的宝音，说起他的工作和生活，几乎离不开乌兰牧骑这个话题。
1971年，12岁的宝音因为在学校文艺宣传队经常参加演出活动，被选入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工作，从此他就与这支“红色的嫩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宝音的交谈中，他最常说起的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可以说是这40年的亲历者，亲眼看着我们乌兰牧骑事业的发展还有切身感受到牧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是乌兰牧骑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乌兰牧骑演员。在这个大家庭里学到的东西让我受益终身，那些与牧民群众近距离接触的岁月，让我对于艺术创作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如今，我创作作品的大部分灵感都源于那时的基层生活和对于牧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宝音深有感触地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兰牧骑的演员们下乡演出还要坐大篷车。四面漏风的敞篷车斗，只有头顶有一块苫布，队员们就在这样的车里赶路、休息和整顿。“虽然路途遥远，但能给农牧民带来快乐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至今回忆起那些下乡演出的日子，宝音都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过去为了去一个牧点演出，有的时候要走上大半天的路，最担心的就是天气不好，或者车坏在半路，但是一路的颠簸与劳累，在看到牧民群众看演出流露出的朴实笑容时全部都消散了。
宝音回忆着说道，1985年夏天，我们下乡演出在去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苏木中蒙边境线上的牧民萨斯仁家，途中汽车陷在泥潭里，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是将敞篷车的整块苫布垫进车轮下面才将车开出。到达目的地时，虽然大家又饿又乏，但还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演出中。中午的太阳烤得观众都有些吃不消，演员们的辛苦就更不用说了。在演出结束后，一位牧民举着斟满奶酒的银碗和哈达说道：“我是户主萨斯仁，你们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让我们感到比过年过节还高兴，我代表全家十几口人表达我们的由衷谢意。”他这番话和举动，令我和队员们都非常感动。在长期与牧民接触之后我深深感到，他们对乌兰牧骑的喜爱并不溢于言表，而是真正地根植于内心深处。
宝音告诉记者，自己与乌兰牧骑结缘40多年，队员们下乡演出的交通工具也从四面漏风的大篷车换成灯光舞美具备的“舞台车”。如今，演出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去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为全区75支乌兰牧骑购置配发了演出大巴车，现在，除了下乡惠民演出的新大巴，乌兰牧骑还有可以提供专业舞美设备的舞台车。
“节目质量越来越高，也可以为农牧民带来更精致的歌舞表演了。”宝音说，不论严寒酷暑，总有一群人、一辆车在草原深处为农牧民带来欢乐。如今，虽然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与牧民群众的感情并没有变。
乌兰牧骑的故事，已经延续了61年；乌兰牧骑的精神，也延续了61载。如今，乌兰牧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要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的作品，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到农牧民中，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宝音掷地有声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