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中，全球经济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主要是由于各大央行纷纷启动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然而，在没有稳定的工资增长和实体经济的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向下走。
十年前，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人们突然变得不清楚是谁欠了谁的债，谁无法偿还债务，以及接下来谁会破产。其结果是银行间信贷市场冻结，华尔街恐慌，企业倒闭，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美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随着政治家们努力应对危机，经济专家们开始怀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周期波动较小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是否会转变为另一次大萧条。
事后看来，危机爆发前的自满情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但其后果却几乎没有改变。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被告知金融体系更简单、更安全、更公平。但受益于公共资金的银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不透明的金融工具再次成为必需品，银行家的奖金池满的都溢出来了。与此同时，不受监管或监管不足的“影子银行”已经发展成160万亿美元的业务，这是全球经济规模的两倍。
由于过去十年中主要央行向全球经济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各大资本市场纷纷反弹，公司并购开始加速，股票回购业已成为管理智慧的基准。
相比之下，实体经济在短暂的乐观情绪和间歇性的下行风险中徘徊不前。虽然政策制定者告诉自己高股价和出口将提高平均收入，但事实是大多数收益已经被金字塔顶端的人所获取。
这些趋势表明存在更大的危险：失去对系统的信任。亚当・斯密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对操纵的看法最终将破坏任何基于规则的系统的合法性。自2008年以来，那些被认为造成危机的人不仅逃脱了危机，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这令普通阶层越发不满，削弱了公众对将公民、社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机构的信任。
在去年全球经济同步上升期间，经济机构中的许多人士显然太乐观了。实际上，除了美国之外，许多国家最近的经济增长未能达到先前的预期，一些经济体甚至放缓。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继续走上正轨，但面临财政压力的新兴经济体数量也在增加。随着世界上主要央行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的威胁使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夜不能寐。
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经济增长不温不火，而且还主要是受债务驱动。到2018年初，全球债务总额已从十年前的142万亿美元上升到近250万亿美元――比全球年产出高出三倍。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债务存量中的份额从2007年的7%上升到2017年的26%，这些国家的非金融公司的信贷从2008年的占GDP的56%上升到2017年的105%。
此外，鉴于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复苏之间的脱节，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虽然股票市场正在仍然繁荣，但工资却停滞不前。尽管危机后的债务扩张，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与GDP之比一直在下降，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种脆弱的事态下有一个非常大的“已知的未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既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会使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止。如果针锋相对的势态升级，它将会带来全球的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对全球经济的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对于那些已经受到金融不稳定威胁加剧的国家来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造成的附带损害将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与传统观点相反，这不是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结束的开始。毕竟，随着自由资本的增加，放弃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工资与生产力脱钩以及企业和政治权力的交织，这种秩序的解体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在这种背景下，贸易战被理解为不健康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症状。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是，当需要更大胆的合作来解决高度全球化的不公平问题时，“自由贸易”的鼓声已经淹没了那些呼吁在体系中恢复信任、公平和正义的人的声音。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