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年内（今年1月1日至11月23日）共有83家上市公司发布了海外并购的新预案，涉及金额超过1323亿元。而去年同期112起并购涉及的资金总额约为903.5亿元，今年在金额上同比增长约1.46倍。CNSPHOTO提供
本报记者 白 琳
近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持续贬值，创下近年来新低，市场上对资本外流的担忧有所升温。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今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掷千亿“出海”并购，海外“买买买”根本停不下来。
根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年内（今年1月1日至11月23日）共有83家上市公司发布了海外并购的新预案，涉及金额超过1323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112起并购涉及的资金总额约为903.5亿元人民币，今年在金额上同比增长约1.46倍。
必须注意到的是，海外投资激增，不仅增加了短期外汇风险，也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中期系统性的隐患。同时，人民币“流出”可能已成为资本外流的重要通道。分析人士判断，未来如果汇率压力加大，我国有可能进一步加码资本管控。
海外投资热情高涨
1至10月境内投资者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同比增长53.3%，达9619.3亿元人民币。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至10月境内投资者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同比增长53.3%，达9619.3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去年同期1039.1亿美元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DI)。
有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对外投资的火热，另一方面是对内投资增速放缓。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金融开放论坛上，交通银行(60132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目前对内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放缓，“2015年几乎出现了零增长。但是对外资本输出增速非常快，2016年前9个月同比增长了50%以上。”
“制造业投资的增速急剧下滑，和制造业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有着很大关系。”连平认为，“2015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近乎零增长，这就是产业当中出现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大的产业――服务业也在吸收外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服务业的开放度比较低，开放的领域也不多，加上开放的地方门槛很高，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能力比较有限。因此，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两个大的产业来看，整个吸收外资的能力在急剧回落，这是未来会形成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Wind数据统计显示，在上市公司出海并购的案例中，既有基于对产业链上下游补充需求而发起的并购，也有进入新的领域、获得新技术为主要需求而引发的并购。
对于当下的投资状况，连平表示，货币汇率的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货币的贬值带来资产价值的缩水，还会带来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反过来会促进资本的外流，这两者之间会持续产生互相促进、互相加强的态势。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的贬值也给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资本外流管控或加码
海外投资激增，不仅增加了短期外汇风险，也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中期系统性隐患。中金公司分析认为，不排除我国进一步收紧资本管制的可能性。
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国拟收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管控，对部分业务实施规范监管，包括交易额在100亿美元及以上的特别大额对外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境外购买或开发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产项目以及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非主业大额并购和对外投资项目。
“如果确认，此举将是我国应对资本外流的又一努力。”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三季度，中国资本账户录得创纪录的2075亿美元逆差，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出314亿美元，证券和其他投资流出1761亿美元。今年前三季度（国际收支口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45.0%至1765亿美元，较同期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高出781亿美元。
与波动较大的证券投资不同，直接投资通常被认为是更加稳定的中长期投资。从这个角度看，梁红认为，近期持续的直接投资逆差或许更令人担忧。而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这种忧虑。自美国大选以来，美元指数累计走强3.7%。虽然对CFETS货币篮子保持稳定，但人民币对美元也相应贬值了2.0%。
“海外投资激增，不仅增加了短期外汇风险，也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中期系统性隐患。”梁红认为，我国对外资产过度集中在外汇储备上（截至6月占GDP的30.4%），而私人部门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严重偏低（截至6月仅占GDP的27.7%，远低于美国的133.8%和日本的161.0%）。
在梁红看来，中国海外投资增长是确定的中长期趋势，但也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走出去，需要时间去学习和适应当地文化、社会规范、监管框架和法律制度。如果不是真正的投资机会而是受人民币贬值单边预期所驱动，那么当形势发生变化时，部分高杠杆的海外投资可能不得不支付昂贵的“学习成本”，更何况一些企业甚至在本土市场的投资成绩也都不佳呢。此外，一些企业在国内大量借入人民币资金、在海外大肆购入外币资产，而自身资本金又不充裕，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一旦出现问题，银行首当其冲，将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新兴市场经验已反复证明，受货币升值或贬值单边预期驱动的资本流动在市场调整时将给当地金融机构带来严重冲击。换句话说，盲目地进行海外扩张有可能会危及金融稳定。而当涉及国有资产时，政府更有责任确保其配置的安全和效率。
从年初至今，人民币累计净流出1.8万亿元，而离岸人民币存款却至少下降了2557亿元。这一对比表明，人民币流出可能已成为我国企业规避外汇管理、实现资本跨境并最终转为外汇资产的重要渠道。
梁红认为，境外投资、境外放款等境外融资项目已成为资本项下人民币流出的重要渠道，而股息、红利及利润等汇出也呈上升趋势。总之，对本外币资本管理的差异可能会引发监管套利，导致人民币加速流出。
“往前看，如果汇率压力加大，有可能进一步加码资本管制。自去年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市场上挥之不去，而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可能继续强化这种预期。”与此同时，梁红认为，我国不应而且也不会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3万亿美元的边缘。
面对多重挑战，中金公司分析认为，不排除我国进一步收紧资本管控的可能性，潜在措施包括：敦促出口企业结汇；打击虚假贸易，尤其是高报进口的行为；以及将人民币流出纳入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当然，此举并非要叫停海外投资，而是加强规范监管，对一些项目（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会继续支持，而对其他一些（如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则可能会加强审核。
境外保险火爆引关注
境外投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金外流的方式。境外投保突然热起来，跟人民币近期贬值有一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近期出现了境外保险异常火热的现象。在厚生智库研究员赵亚 看来，境外保险也是转移资产的方式。因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保险作为一种金融资产是可以流动转让的。这种境外投保潮实际上是一种资金外流的方式。境外投保突然热起来，跟人民币近期贬值有一定关系。
赵亚 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中产阶层没有能力大量购买境外资产保值，于是境外投保就成了一个避险的渠道。赵亚 认为，监管层要正视这个现实，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增加普惠金融投资产品，来帮助中产阶层资产避险增值，一味限制是无法堵住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资产外流的。
而近期有传言称，中国银联于10月29日凌晨0点起，全面暂停了以银联为支付渠道缴纳储蓄分红型香港保险的保费，尽管银联已经“辟谣”，称并未停止境外保险类商户的银联卡支付服务，但银联同时也重申，境内发行的银联卡仅可进行个人旅游、消费类支付，不得用于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
在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杨国英看来，从维护境内金融稳定的层面讲，银联的做法确有可取之处，况且，从属于资本项目下的购买香港保险行为，本身就是内地政策所没有放开的。不过，考虑到资金外出的通道繁多，尤其是一些地下钱庄可能因为透明渠道的被堵而更加不容易监管，这决定了维护金融稳定需要疏堵结合，其中包括进一步明确政策取向，以此稳定市场预期，以及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满足内地居民日益增长的资产配置需求。
从积极进行财富管理的意义上讲，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国内资产荒导致的投资收益率整体下滑，国内的理财市场已经很难满足部分国人的资产配置需求，而海外资产配置的需求则持续升温，杨国英认为，对这种需求要科学引导和疏解。当下，一定的管制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确是必要的。而与此同时，内地居民热衷购买香港保险也反映了高涨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这要求金融维稳工作在堵漏的同时，也要注意稳定市场预期、疏解合理的投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