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建芬（我国著名作曲家，被誉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通俗音乐创作者和奠基人”）
我就是希望孩子们通过传唱这些歌曲，理解和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把这些歌曲称为“新学堂歌”。这些歌为孩子们和他们的祖辈架起了情感沟通的桥梁，也让当下和历史得以联结。——谷建芬
13年前，我退休了。从事了一辈子音乐创作的我，当时听到周围不少人讲：“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歌唱了。”那些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看看电视上播的、社会上唱的，都是什么歌啊？没有多少是适合孩子唱的，还有一些简直是在污染孩子们的耳朵。出现这种情况，音乐人是有责任的。因此，写了一辈子歌的我，决定将流行歌创作弃置一旁，全身心为孩子们写歌，只为孩子们能听着美好的歌声长大。
为孩子们写些什么样的歌呢？既然是给年幼的孩子唱的，就应该具有启蒙作用，这种启蒙必须源自文化本体，形式简单、内容深刻且适合传唱。于是，我把目光投向那些千百年来久诵不衰、既朗朗上口又意蕴丰富的中华文化经典作品。刚开始，我试着为大家熟悉的一些古诗词谱上曲子，共谱了6首。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希望孩子们通过传唱这些歌曲，理解和喜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把这些歌曲称为“新学堂歌”。
《游子吟》是第一批“新学堂歌”中的一首。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在录音棚里听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唱《游子吟》的情景。我本以为孩子们会嫌节奏太慢，打算把速度提快一点，不料一个小姑娘说，“奶奶，不要改，这像是我姥姥唱过的歌”。听到这句话，我很欣慰。这说明“新学堂歌”为孩子们和他们的祖辈架起了情感沟通的桥梁，也让当下和历史得以联结。
为经典古诗词与传统文化典范诗文谱曲，既面临着音乐语言设置、文化解读、传递方式等困难，还要兼顾孩子的声线条件和理解能力。我通常先选出那些大众辨识度高、教育意义强、文化代表性强的诗文经典，再弄懂诗文中的文化意义、哲学理念、思想内涵、民族精神，然后才能决定谱入怎样的情绪与情感，设置何种音乐语言。为了打破古诗词与现代音乐的界限，我将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音乐、地方音乐、古曲音乐、西洋音乐、现代音乐等一切符号，都化身为最原始的元素，再将这些元素重新提炼成音符、节奏和旋律，进而完成全新的音乐语言设置。
孩子们虽然喜欢这些歌，但要推广起来却不容易，想把它们加入中小学的教学大纲更难。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家人的支持下，一边为孩子们创作，一边进行推广演出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人愿意资助，“新学堂歌”的录制一度中断。幸好有老伴和女儿一直支持我。可2015年，先是老伴去世，8个月后女儿又走了。亲人的离开，让我悲痛欲绝。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天都呆呆地坐在钢琴前，却一个音符都写不出来。后来，一些怀孕的准妈妈跟我说，她们每天都要给肚子里的宝宝听“新学堂歌”。这让我很感动。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停下，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得继续做这件事。
从2005年到2017年，12年时间，我共创作了50首“新学堂歌”。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办一场专门的“新学堂歌”音乐会。12年中，为这事，我和家人曾去敲过很多门，求过很多人，可一直没人理会。2017年5月，在时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宋官林的支持下，重新编排的“新学堂歌”音乐会终于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上演。当时，看着60多个小朋友，用他们稚嫩的声音在舞台上将“新学堂歌”唱响时，我落泪了。我对宋官林说：“我真的要跪下给你磕头！”激动、高兴、感慨、释怀……那种心情真是说不清。
我今年83了。想想我都这个岁数了，人老了，总有走的一天。在中国，要走的老人总要在最后一刻把儿女叫到跟前，嘱咐一些事。于我而言，这最后的事要嘱咐给全中国的人听，我多希望大家多想想孩子的事，而别只在“六一”这一天才想到孩子。
（谷建芬 ，代表作品有《采蘑菇的小姑娘》《歌声与微笑》《那就是我》《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烛光里的妈妈》等，退休后，一直从事“新学堂歌”的创作和推广工作。）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29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