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教育评说】
作者：彭正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所教授，主持翻译了《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和《可见的学习在行动》）
教育是一个喧嚣纷扰、充满争议的领域。到底什么是影响学业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是如何学习的？如何改善学校教育？类似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广大教育者的心中。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约翰·哈蒂教授尝试综合迄今以来教育实证研究获得的重要证据和结论指出——教师最重要。其研究发现和实践成果被浓缩在《可见的学习》系列丛书中。《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以及《可见的学习在行动》中文版即将由教育科学出版社推出，加上此前已经出版的两本著作，约翰·哈蒂构建的轰动世界的“可见的学习”系统研究将完整地进入中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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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化的可能路径
哈蒂2009年出版了《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立即引起了整个西方教育界的轰动。在英国，本书被誉为“教育圣经”，《泰晤士报教育副刊》称哈蒂发现了教学的“圣杯”；在德国，本书被誉为教育者的《哈利·波特》，《明镜周刊》认为哈蒂的研究使教育改革的讨论“回到事情本身”；在北美，众多教育研究者呼吁运用哈蒂的研究结果来改进课堂教学；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个课堂里，每天的每一分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有哈蒂的影子。这本著作是继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最为重要的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综述，具有革命性的里程碑意义。
哈蒂运用元分析的统计技术，耗时15年时间，对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涉及2.46亿儿童的教育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一次工程浩大的综合和总结。他向人们展示了教育“科学化”的一种可能路径，即收集教育领域的庞大数据，找出最有效的或者成本效益最高的干预措施，以此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而尽最大可能地改善教育系统。“可见的学习”研究及其学术话语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
以往大部分的教育实证研究都“处于费希尔体系的支配之下”，或者说仅仅考察了统计的显著性，而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异有多大，这种思维使我们产生了在教育领域“一切皆起作用”的错觉。哈蒂认为，我们不应将注意力放在什么因素能够起作用上，而是应该关注什么因素更有效。为此，哈蒂对800多份元研究中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将这些因素都放在同一根尺子上来进行考察，这就是国际著名的“哈蒂排名”。如果我们细看这个排序，就会发现对学业成就影响最大的一些因素不是教育者热衷谈论的课程设计，也不是政策制定者着力改善的学校环境和办学条件，而是与教师和教学相关的因素。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些因素归类到学生、家庭、学校、教师、课程和教学六个范畴，我们会发现它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教师最重要！”在此基础上，哈蒂批评了在西方占据主流的建构主义教学方法，并认为建构主义削弱了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反映舆论的偏好，而非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他主张教师主导的直接教学和基于证据的教学改良主义。
教育改革中的教师因素
哈蒂的第二本著作《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进学习》延续了这一主题，进一步澄清了教师所应承担的角色和职责，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了通用的心智框架，并为每一个框架列出了详细的检查单。检查单在医疗行业中得到广泛运用，尽管最初很多外科医师拒绝使用检查单，认为检查单限制了他们发挥的空间，降低了他们的专业性，但如果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医生的家人，90%的医生会选择使用检查单，因为检查单可以确保关键事项不会被遗漏。因此，哈蒂主张教师应该像外科医师一样，建立起一种“清单式”的自我管理机制，即利用检查单去反思“可见的学习”心智框架是否得以落实，自己的行为和实践是否合乎预期。他认为，教师不应该只是学生身边的向导，而应该以一种强有力的角色介入学生的学习，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对学生施加影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同时收集自身对学生影响力的证据，并基于证据持续不断地改善教学。哈蒂的口号是：“认识你的影响力”，做卓越的教师！
哈蒂没有仅仅“纸上谈兵”，而是积极地将理论孵化成切实可行的教师培训和学校改进项目。他认为，过往的学校教育改革大多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时之好，而没有建立在稳固的证据之上，因而也没有将改革持续下去的动力。为此，哈蒂的团队就与认知教育公司展开合作，设计了“可见的学习+”项目，采取结构化的学校改进模式，组建学校指导联盟，制定详细的时间表去监控各种措施的落实情况，让那些基于证据的新活动成为学校日常运作的常规事项。
哈蒂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教师行动研究的“凯米斯程序”，即“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进行了改良和具体化，形成了一个他称之为“影响循环”的学校改进模式，其中包括五个阶段：（1）判断学生的现阶段学习成果，即学生处于哪一个水平，他们的学习需求是什么，预期取得的理想成果是什么；（2）审视教育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与技能帮助学生取得理想成果，教师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与学生的需求相匹配；（3）教师要有计划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包括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和保证计划的落实；（4）搜集证据，评估教学对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行为发生了什么改变；（5）运用工具和教师收集的证据去理解当前的情况，并计划下一个目标，重新开始这个循环。
尊师重教的中外传统
“可见的学习+”项目已经在全球多个地区的学校中开展，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欧等，这些学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可见的学习”社区。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基于可见的学习理论的学校改进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在即将出版的《可见的学习在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基于“可见的学习”理论而衍生出的一些教学案例。
这些案例表明，改善不只是发生在富裕的学校、优秀的班级或者卓越的个体身上，那些处于不利、劣势和边缘的学校和群体仍然能够取得极大的改善，而在这些改善的背后凝聚的正是教师的不懈努力。在哈蒂看来，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一个“调节器”，放大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影响，同时中和它们的负面影响，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的传授者，更要成为儿童学习的社会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最重要”并不意味每位教师都同等重要，而是说那些能够发挥其影响力的教师“最重要”。一位有热忱、善激励的教师会对学生的人生轨迹带来极大的影响，使其终身受益。
如果教师一味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为自己的势单力薄而顾影自怜，或者抱怨自己所在的学校缺乏优越的条件、没有优质的生源，那么他就忽视了自己的影响力，低估了自身潜在的影响力。认识你自己，这是对每一个体的要求；而认识你的影响力，应该是教师的重要职责。哈蒂的“可见的学习”系列研究，就是一个关于有热忱、善激励和高影响力的教师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目前学校教育改进的关键。
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哈蒂的惊人发现可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古人言“为学莫重于尊师”，尊师重教一直以来是东方社会的传统，哈蒂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能只是证明了一件我们认为是常识的事情。哈蒂主张更强势的教师角色，推崇有清晰目标和反馈的直接教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中国教育方式的捍卫，但我们不能为此而沾沾自喜。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哈蒂的研究结论建立在过去对学业成就的测量之上，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倾向于以特定科目的标准化考试分数来定义学业成就，而这些考试通常考查的是容易测量的表层知识。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创造力、沟通和合作等难以测量的高阶能力在以往学业成就的概念中所占的比例甚少，但它们是个体在21世纪过上幸福生活、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哈蒂的结论是否仍然适用于这些高阶能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哈蒂并没有将其目光局限于教育元分析这单一的路径上，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另一条很有前景的教育科学化路径，即从大脑认知机制入手的学习科学。他的新作《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就是从最具前沿性的学习科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阐述、论证和回应“可见的学习”的主要观点。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10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