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于立生
将“人犯”改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法”启动了“立法”，6月15日，公安部发布了由其起草的《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看守所条例》被一些学者称为“古董级”法规，因其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配套行政法规，于1990年施行迄今已27年；而《刑事诉讼法》都已于1996年和2012年作过两次修订，但它却没有因应同步调整。譬如，《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而处于下位的《看守所条例》第2条却依然规定：“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出现了不协同。
当然，最扎眼的还是条例自第2条即有的“人犯”称谓，整部条例出现不下71次之多。而由第2条具体内容即可知：看守所羁押人员，除了少数剩余刑期甚短的俗称的“已决犯”，绝多都只是未经法院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而已。《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犯”称谓完全违背了“无罪推定”的现代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此次征求意见稿一律改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失为一次迟到的调校。
不过，此次征求意见稿还是不无遗憾，而尤以在看守所隶属关系上保留了现行条例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看守所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看守所工作。”为甚；这又与此次征求意见稿的起草由公安部门主导有着莫大关联。
于2000年施行的《立法法》第8条本有明确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换言之，涉及看守所的立法工作，应由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才是适格的。而此次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公告却称：“公安部经深入调研论证、反复修改完善，多次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地方公安机关的意见，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云云，未免有僭越之嫌。
稍作回顾，若干年前，像“躲猫猫死”“鞋带自缢死”“喝开水死”等发生在看守所内的离奇死亡事件，曾迭次引发舆论热议，超期羁押等问题也是久经诟病。当然，随后公安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据西南政法大学高一飞教授等学者调研：2013年全国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率和事故率分别比2007年下降58%和59%，达历史最低水平；目前在看守所内进行的审讯活动也日趋规范。
但是，公安机关终究是身负侦查、审讯职责的；而看守所则应只是不适合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场所，置身公安机关管理之下，就难以达致中立。而且在看守所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哪怕公安机关并没刑讯逼供，但瓜田李下，公安机关还是难逃指摘。所以，公安机关有必要将看守所的管辖权移交出去，促成侦羁分离。譬如监狱就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
当然，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稿除了“人犯”一律改称罪嫌，也不乏其他亮点，比如接受监督方面，明确了“看守所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应当在五个工作日之内予以纠正并告知人民检察院纠正结果……”“应当定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等等；又如对羁押人员的管理，规定“对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初犯和累犯，性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视情实行分别关押和管理。”，等等。
但是，《看守所法》的立法步子能否再大一点？比如，在立法主体上做到恪守《立法法》的适格化；比如，在看守所的隶属关系上，实现侦、羁分离，达致看守所作为审前羁押场所的彻底中立化；而不是停留于从“人犯”到“罪嫌”这样的字眼变更，又或是在看守所管理上的技术层面局部小修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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