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6月17日晚，我应邀客串主持一个活动，开场前和某大学教授闲聊，谈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时，该教授竟然说，“当时要发展工业就只能剥夺农业，饿死几千万人没什么，现在不也有十三四亿了吗？历史上都是这样。”当时在场的，还有人大某教授，以及此次活动主办方的老板。此前，我与该教授并不相识，也未闻其名。后来查到，他1953年生于北京，曾正儿八经地获得国内和日本某大学的博士学位。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369页：“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 万。”。而这仅仅是大饥荒三年中一年减少的人口量。尽管三年大饥荒总计饿死多少人还有争论，但无论官方史书，还是民间研究，都将大饥荒确定为一场灾难。无论是杨继绳引用官方档案的研究，还是民间的口述史均显示，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吃死人尸体的恶性事件。
为此，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张向持的《圣殿》显示，仅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100多万人。当农民想外出逃荒以求生时，地方政府动用民兵，把逃荒的人逼回去，让他们活活饿死。
正因大饥荒引发的后果如此严重，许多亲历者至今心有余悸，并视之为切肤之痛。我老家在湖北省云梦隔蒲镇，人口密度在全国最大。这里素为鱼米之乡，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为主。历史上，很少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我父亲生于1949年，他清楚地记得，因为饥饿，他拿起斧头要砍母亲，母亲围着屋子跑了三个圈，后来，父亲扔掉了斧子，母子俩抱头痛哭。时隔多年之后，他对孙子讲起时，仍然泪如泉涌。而村里一个叔叔则记得，当时他分到一小坨饭，被父亲一把抢了过去，三下两下吞到了肚子里。
中国历史上确实灾难不断，并屡有战乱、屠杀、天灾、人祸等导致的人口大幅下降。例如，朝代鼎革之际的战争，明清换代时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张献忠祸蜀等等，确实会导致人口的急剧下降。此外，水灾、干旱、蝗虫等天灾，也会导致人口的大面积死亡。但是，在和平年代，而且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由于统治者的任性而引发如此巨大的死亡，这种案例却是历史上没有的。在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下，使用国家机器强制控制，不许农民逃荒乞讨以求生，在历史上更是闻所未闻。
这位教授生于北京，不消说，他因此成为户籍制度的受益者。大饥荒时，各省为了确保北京不饿死人，在当地饥荒蔓延的情况下，向北京抽调了大量粮食。例如，四川向北京和天津调派大量粮食，省委书记李井泉宣布地方粮票作废，导致四川饿死了近千万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当时可谓是饿殍遍野，整村整乡甚至整县都空无人烟。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这些道路方式中，以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仅有苏联和中国等极少数的国家。然而，苏联的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远远少于中国。
一度视为罪恶渊薮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大饥荒的现象。印度的人口堪比中国，资源也并不比中国丰富，农民也比较贫穷。但印度却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这样的灾难。苏联阵营的捷克、东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这位教授以此为当时中国剥夺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辩护，显然既无事实为依据，在逻辑上也无法成立。
尽管我们在评论历史时，可以有多种角度和观点，例如，有人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有人从人性和个体的角度出发……但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无疑是这些评价的前提和底线。发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纠正和反省。如此惨痛的代价，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反思，何况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