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在世界史的学术史上，马歇尔·霍奇森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霍奇森与威廉·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执教，三人同城，都致力于世界通史的写作，但彼此交流不多。与另两位以世界史著作成名的学者相比，霍奇森更富有哲学思维，在方法论方面更有自觉。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的话，我们也许会看到一部更为深刻的“世界史”。霍奇森身后声名寂寥，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开始成为新生的学术潮流，他的知名度才慢慢提高。尤其是最近几年，霍奇森关于世界史研究的理论探讨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的世界史写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叶，职业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对于探索世界史的奥秘，描述更为丰富、完整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其他专业学者的表现更为亮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历史学家们开始严肃考虑世界史的研究与写作。20世纪的世界史写作呈现出的演进轨迹，总括其内在的思想特征，可以说是欧洲中心论（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与反欧洲中心论模式的“拉锯战”。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叙事在18、19世纪逐步为欧洲及欧洲之外的人们普遍接受，影响极为深远。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计划，组织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编写一部平等、公正的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史，借此促进全人类的友好对话、和平共处。1966年，这部劳师动众的多卷本世界史终于出版。作为这一通史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编委会创办了专业刊物《世界史杂志》（1953—1972年），前后发表不少论文佳作。这部通史的第四卷（1300—1775年）由芝加哥大学路易·戈特沙尔克教授担任主编，1953年新入职的年轻教师马歇尔·霍奇森被他吸纳到写作队伍里。
1954年，32岁的霍奇森在《世界史杂志》上发表《作为一种世界史研究取径的半球跨区域史》一文，一鸣惊人。他明确揭示了关于世界史观念的一些惯常的思维误区，比如东方与西方的二分、东方的“停滞”、欧洲相对于中国与印度而言被有意地“放大”，指出世界史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澄清西方在世界史上的真正地位。此外，他提出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世界史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整体进程，不是若干区域历史的累加，因而首要的研讨对象不是孤立的文明、国家或区域，而是那些影响到历史全局的跨区域的现象或进程。研究世界史的第一步，首先是认清从地中海到东亚的人类社会构成一个连续的文明地带，至少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在这个广大的范围之内，各种城市化的、使用文字的文明彼此关联互动，形成一个历史发展的整体，这里居住的人口数量最多，而且对其他地区有长期影响。关于这一“文明地带”，霍奇森考虑过多种命名方式，倾向于沿着人类学家克鲁伯、世界史家汤因比的做法，使用古希腊人的概念oikoumene（其含义大约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天下”）。当然，这一“文明地带”并不是有人类居住的全部世界，它尚未把非洲南部、大洋洲、美洲纳入其中。不过，以此为中心，世界史的空间结构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面貌。这就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以及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史都拉开了距离。霍奇森此论一出，立即引起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十卷本《世界通史》的主编叶·茹科夫的重视。他在将霍奇森此文译为俄文发表的同时，撰写《论“世界通史”的编写原则》与之讨论。这两篇文章被我国学者转译为中文，刊载在《学习译丛》中（1958年第1期）。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学界关于如何创建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霍奇森的文章也是关键的参照系之一，他的意见尤其被周谷城先生引以为同调。
1963年，霍奇森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从事西方文明教学的威廉·麦克尼尔出版了其写作十年之久的世界史《西方的兴起》。此书得到广泛赞誉，霍奇森也在友人通信中称许麦克尼尔写出了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同年，霍奇森发表了极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历史上各社会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详细阐释其研究方法及其浓缩的世界史图像。此文是后来的全球史学者频繁征引的经典论文。霍奇森强调，横跨北非、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是一个历史复合体，各种制度、观念、技术在各个层面相互渗透。他批评的正是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借鉴人类学的文化传播论建立的世界史框架，该书代表了20世纪60至90年代最流行的世界史模式，而其核心观念如其标题所示，仍然有很浓的欧洲中心色彩。
1968年，霍奇森突发心脏疾病，猝然离世，年仅47岁。此时，他关于世界史中的伊斯兰文明研究，正在接洽出版的过程中，尚未完全定稿。这部巨著又经过同事四年时间的整理，最终以三卷本、长达1500余页的形式出版，即《伊斯兰的历程：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良知与历史》（1974年）。对于这位掌握十几种语言、又有哲学思维深度的历史学者来说，最大的遗憾是，他为之努力十余年的一部世界史著作（拟名为《整体的世界史》），此时仅完成少量草稿。
三卷本《伊斯兰的历程》问世之后，霍奇森的学术贡献在伊斯兰研究学者中得到了重视，而他在世界史领域的重要性则长期被人忽视。转机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论欧洲、伊斯兰与世界史》出版，编者汇集了他的世界史论文以及部分未刊手稿。借由此书，包括世界史家贡德·弗兰克、经济史家埃里克·琼斯在内的一部分学者“重新”认识到霍奇森领先其时代的远见卓识，尤其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坦诚道出霍奇森对其思想路径的指引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与威廉·麦克尼尔被普遍奉为世界史研究的开创性先驱相比，霍奇森的影响力要小得多。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世界史研究名作，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并没有提到霍奇森的名字。最近几年，在欧美学界的世界史学者中，霍奇森的知名度开始升温，近期将会有一部讨论霍奇森学术遗产的英文论文集问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史的知识地图已经全面改写。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世界史与全球史概念多被泛化。简单分类，有广狭三义：（1）作为通史的世界史，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程为思考对象；（2）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分支的世界史，探讨大范围、长时段的宏观历史现象，发掘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各种空间维度的复杂关联；（3）被其他历史学研究分支援引、参考的一种问题意识，亦即通常所谓“全球视野”。对于霍奇森所说的、横跨欧亚的“文明地带”，已经有诸多历史学者结合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生态环境等多学科的学术进展，在“欧亚大陆”的历史框架之下，做出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在他的时代还未触及的一些问题，比如人类早期的迁徙以及复杂社会的形成，大西洋世界、印度洋世界等新的历史空间，在全球史语境中复兴的帝国史等等，正在快速发展，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就基本的取径而言，当代的全球史研究仍符合霍奇森所强调的方法论原则：通过探索各种跨区域的进程或联系，揭示宏观历史的整体性。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2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