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条例”到“法”，虽是一字之差，却意义重大。
文丨欧阳晨雨
从“条例”到“法”，虽是一字之差，却意义重大。6月15日，公安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由其起草的《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审视这部《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不乏看点。
最大的“突破”，便是贯穿其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尽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早已写进了《宪法》，但是在《看守所条例》这部27年前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古董级”行政法规中，却难觅其踪。这不仅是立法表述的欠缺，也是立法精神的缺失。
基于立法精神“遗憾”，必然导致具体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譬如，《条例》仍将在押人员称为“人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96年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已经历两度重大修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名称已成社会共识，而恍若隔世的“人犯”称谓，仍在这部重要的行政法规中“名正言顺”。
酝酿中的《意见稿》，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立法目的中，是在用现代的法治精神取代过时的人治提法。
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首先都是公民；在未经审判定罪之前，都是“清白的公民”，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审视《意见稿》，看守所的法律定位，将发生新的变化。“看守所是国家的刑事羁押机关”，开宗明义的定位，完成了与侦查属性的切割，有利于避免“侦查权”越界和滥用。
之前曝光的多起冤假错案，便与看守所内的非法羁押、提审有关。
《征求意见稿》中，接受“社会监督”的态度，体现了权力自觉。从“躲猫猫”、“喝水死”等怪现象，到“在押人员杀死民警越狱”等突发事件，都说明了对于看守所这个封闭羁押场所，监督得不够。
在《征求意见稿》中，除重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外，还规定看守所应接受外界的监督。这就打破了封闭的管理环，压缩的是权力空间，释放的则是权利自由。
此外，从“条例”到“法”，更容易消弭立法“冲突”。根据《立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属于制定法律的范围。规范执行拘留和逮捕的看守所，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而不能用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取而代之”。立法主体的变更，带来的是立法等级的提升，更是法治精神的“回归”。
“权力不易确定之处，始终存在着危险”。这种危险的解除，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任性而为，而须借助立法的力量，一步步精准控制。当然，时下或许难以实现一些法学专家所设想的完美的看守所法，但是，相对于陈旧的看守所条例，有一部更加符合法治精神的看守所法，仍然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