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得】
原标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作者：李映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1911—1937]”负责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民国前期是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较快时期，但贫困人口问题却不容忽视，特别是伴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大量离村农民涌入了城市，给城市经济的容纳力带来了极大挑战。这一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的大量传统内地城市中显得尤为突出。其贫困人口群体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构成、生活和社会变迁状况，都属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历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处于内战和分裂中的半封建半殖民中国严峻的社会矛盾。反过来，由于内地自身地缘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内地贫困人口处境更为艰难，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这是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特殊性的一面。
除了已有贫民，失地破产农民构成了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民的主要部分，自清末以来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已经让中国农民难以维持生计，而民元以来连绵不绝的内战、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类天灾人祸不断摧毁着传统的乡村社会，大批农民陷入破产境地，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生计。根据相关统计，全国农户总数从民国3年（1914）到民国7年（1918）逐年递减，民国3年尚有59402380户，到民国7年已经减为43953478户。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1001县农民离村现象的调查表明，全家离村的农家一共有192万余户；有青年男女离村的农家有350余万户，其中，前往城市的离村农民占总数的59.1%。如此众多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必然导致城市人口规模迅速膨胀。例如民国17年（1928）汉口人口为55万余，至民国24年（1935）已有81万余之多，北平民国17年（1928）至民国24年（1935）7年间全市共增加人口23万余。
当时疲弱的内地城市经济并不能为大量涌入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以维持生计。根据1920年M.S.Gamble（甘博）对北平所做的社会调查，全市约有失业者96850人，占全市人口的11.95%，到1930年北平失业者已经增加到23万，约占全市人口的17%。1935年汉口市人口总计801949人，其中有职业者为539842人，约占总人口的67.32%。根据1926年四川省警察厅对普通户的户口统计，成都全市普通户男女共计304291人，其中有职业者107544人，无职业者45234人，失业者为151513人，失业率约为49.79%，而无业与失业人口合计占了人口总数的64.66%。无业和失业人口激增，使得有职业者也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菲薄的薪酬收入。
当时对北平、武汉、重庆、成都等内地各大城市的劳工家庭的调查统计都表明，青壮年构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普遍都超过了人口比例的半数。在性别比例方面，贫困人口中男性虽然多于女性，但性别比例反倒普遍低于所在城市的性别比例，例如北平市公安局1930年户口统计表明，北平人口男女比例为158.83，而同期贫民性别比例为119.31，这反映出妇女经济地位相对更为低下的现实。内地城市贫困人口主要以来自城市周边地区的本省籍人口为主，这主要是受到当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也反映出当时内地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局限。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除了少数产业工人，大部分苦力和女性的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下，经济的贫困是贫困人口缺乏教育的根源，同时也导致脱贫更加困难和贫困代际传递的加剧。
生计极为艰难是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少贫民月收入尚不到10元，且很不稳定。由于收入不敷所出，贫民不得不仰之于借债、典当，以维持生活，其中不少人还要依靠各慈善机构的救济。例如，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所调查北京之1200家贫户之中有各项债务者464家，占总数的38.7%；经常典当者790家，占总数的65.83%。与微薄的收入相应的是难以糊口的生活，1937年成都劳动负贩界的平均恩格尔系数高达63.34%，有些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已高达85%以上，可以说是“仅能生存或说半生不死”状态，更无什么教育、娱乐、医疗之类的消费可言。
民国时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日常饮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食物简单粗陋，粗粮主食占食物消费比例过大。成都劳工阶级米面等主食消费占食物总支出的75.13%，北平更高达80%。住房方面，绝大多数贫民全家挤在一间陋室生活，而人力车夫等苦力更只能寄居在车厂和小店之中，甚至露宿门楼和桥洞之下。因为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开销为食品、房租和燃料所占据，能够用在衣着上的开销可谓少之又少，最困难的群体只有依靠慈善捐助来解决衣着问题，其余的也多通过冬夏衣服循环典当，合家共用一套棉衣裤等方式来勉强应付衣着上的最低需求。总之，民国时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生计艰难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城市之中，而内地城市因为经济水平整体贫弱而更为严重。
广大内地城市贫困人口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日趋严重，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犯罪、自杀、娼妓、乞丐等“城市病”日益严峻，而贫困则是上述问题的最大根源。国民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曾试图采取各种措施以缓解或解决贫困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例如成立救助机构、颁布慈善与救助法规、鼓励慈善事业等。但由于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腐败与低效，使得民国前期的各级政府未能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真正有效的救助。
广大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面对自身的艰难处境发出了绝望的呼声，亦为自身图存与反抗社会不公做出了不懈的抗争。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到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从争取自身权益到反帝、反侵略、反专制的政治觉醒，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群体逐步走上政治舞台，成为近代社会革命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通过对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尚处于艰难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的衍生与折射。同时，对于贫困人口悲惨的生活境遇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则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贫困对于城市社会建设的破坏性作用，而国民政府对于这些社会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失败的过程也揭示出，只有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与安定和平，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方能解决包括贫困人口问题在内的中国之发展与出路问题。这正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所在。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4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