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2016年开始，作家刘醒龙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由长江下游入海口溯江而上，最终抵达长江源头。每到一地，他以长江人文、水文等景观为灵感爆发点，书写了情感与灵魂的战栗，留下了长篇散文作品《上上长江》（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自古以来书写长江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历代文人雅士纷纷为长江留下了各类文字。有的把长江作为情感的象征，抒发“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幽思；有的把长江作为宇宙载体，抒发时空的浩瀚；有的把长江作为时代精神的镜像，突出恒远的生机与活力。刘醒龙则从“自然与历史相和谐”入手，书写了流动着中华文化的长江。所谓“自然和历史相和谐”，大抵上和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相当。在刘醒龙眼里，“长江作为天文地理的不朽巨著”，有着自己的语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长江的这种自我意志，是由长江独有的自然地理属性决定的。《上上长江》紧扣长江独特的地理、地质、水文，阐发与自然相和谐的历史和人文，解读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是一次对中华文化正本清源的文化之旅。
长江和鄱阳湖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石钟山附近交汇，形成江湖两色美景（8月5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作品里，刘醒龙多处呈现长江的独特性，或水文，或地质，或物产。他并非仅仅是用自然主义的笔调书写长江地理志、风物志，而是从长江的自然属性中生发出文化拷问。长江之所以被称为“母亲河”，是因为它孕育了中华文化。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长江以其独有的自然属性，影响了两岸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刘醒龙由自然和历史相和谐的视角入手，找到了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
刘醒龙以自然和历史相和谐作为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纽扣，链接起了科学长江和文化长江。其匠心自然不是为了阐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简单。我们只有从更加宏阔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理解，才有可能接近本意。他由“汉冶萍”一处红砖房子谬传为日本造出发，生出感慨：“对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财富被掠夺，而是文化意志的屈从，这才是莫大的耻辱。侵略者最为得意的肯定是文化的奴役，文化的奴役则表现在文化的自卑。”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席卷全球，中国也无法幸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时期，在物质与技术遥遥领先的先发现代国家面前，极易产生文化自卑。这是先发现代化国家文化侵略的必然路径。面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刘醒龙发出了要有文化自信的呼吁。文化自信有着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华文化有着和中华地理属性相一致的特点，其他民族不可复制，同时中华文化有着治疗现代化功利主义的功能。
现代化浪潮也是世俗化的历史过程，伴随着功利主义的扩张。物质的扩张和欲望的泛滥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然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有着超越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刘醒龙在《上上长江》里反复书写的母题。“吉祥是一匹狼”一节，刘醒龙充分感受到现代化入侵下，即使是偏僻的三江源，也难免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刘醒龙借看到的狼说事：“这些年，说狼事的人越来越多，信仰狼性的人也越来越多，将狼性在人性中的缺乏当成人性最大缺陷的人同样越来越多。”他提出“真正的狼，应当是保持住狼性的吉祥一样的存在”。刘醒龙要将狼看作吉祥的象征，而非是贪婪与欲望的载体。当刘醒龙抵达长江源头，从黑颈鹤、藏野驴、小型鸟类那里，看到了“狼一样”的影子。这在刘醒龙看来，是超越功利主义的“吉祥”。刘醒龙如此书写的目的，是要将中华文化的源头定义为“吉祥”。至此，我明白了刘醒龙为何要浓墨重彩地书写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茉莉小江南”一节，他选择发生在南京的几件事来解读中华民族的“大雅大善”。李清照面对丈夫赵明诚的懦弱与自私，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名篇。刘醒龙还高度赞美在甘露寺，孙权的母亲满心欢迎刘备，将一场包藏祸心的相亲改写成满满的大爱大仁。在“乌江不渡”一节，刘醒龙阐发了项羽身上所体现的独特精神。在他看来，春秋战国以前，“贵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精神。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项羽所秉持的“贵族精神”让步于刘邦的功利主义的结果，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漩涡。而刘邦夺取天下之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项羽身上所体现的“贵族精神”得以重归，再次成为历史的主潮。“涪翁至静”一节，刘醒龙对“静”推崇备至。“静”是孤独、寂寞，“让贪婪的人绝望”。而“静”的内涵，难道不是化解现代化带来浮躁与喧嚣的一剂良药吗？刘醒龙再三书写超越性的精神元素，寄托着他对现代化进程中功利主义的反思。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30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