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1979年，叶嘉莹（右四）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出版的一部重要断代诗歌总集。资料图片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20世纪80年代，国门乍开，在国外已经积累了一些时日的各种学术思潮，同时涌入。一时间，人人争谈“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等轮番登场。在众声喧哗中，热了“文化”，冷了“文学”。
“比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研究的材料。”在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看来，80年代文化研究的泛化，使古代文学常常成为其他学科的素材与注脚，“文学”的焦点却有所模糊。
当“补课”告一段落，反思随之而来。
“我们刚刚摆脱教条主义，渴望从外面学习新的思想方法，难免会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盲目崇信。但当人们期待的新成果并没有如期出现时，我们也很快转向反思，回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葛晓音认为，回归传统治学方法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传统中开疆拓土，努力探索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特色，“随着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青年学者阅读外文文献越来越容易，原来单向的学习变成双向的交流，直到如今形成‘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的理念，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国内学者走向成熟的表现。”
近年来，“60后”学者江弱水正尝试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仿佛借另一个方向打过来的光，来烛照我们传统的诗词，以期发现其中隐含的一些因素、一组联系和一个序列”。“40后”的《文学遗产》原主编陶文鹏对这位后辈的著作《古典诗的现代性》印象深刻：“这部书论证了自南朝文学起，经唐诗里的杜甫、李贺、李商隐，到宋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已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立论新颖，分析作品细致。”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陶文鹏引用钱锺书先生的这句名言，期待青年学者努力做到中外古今融会贯通。
3.走出象牙塔，开风气之先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018年4月，在央视播出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中，“外卖小哥”雷海为沉稳地背出了这两句李商隐的诗，并最终获得总冠军。雷海为火了，作为节目点评嘉宾的康震、王立群等学者也家喻户晓。
40年来，大众对古代文学兴趣越来越浓、理解越来越深，从30多年前创办的《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杂志，到十几年前的《百家讲坛》，再到近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走近大众，传播学术。
“古代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最近几年，刘跃进一直在为大众编选普及读物“古代诗词典藏本”，对此感受颇深，“我们推崇《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不仅因为其艺术成就，更因为这些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灵魂，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在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看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关注社会现实，不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自身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他把古代文学研究视为一种思想的操练，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过体验操练的过程，不仅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而且带动大众感受古代文学中的精神世界。学者只有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现实生活良性互动，才能构建起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
“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曾这样勉励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与西的对峙少了，“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少了，学者们有了更高远的追求。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30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