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如雄（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教授）
编者按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学问之一，与文字学、音韵学共同构成了传统小学的研究体系。陆宗达先生是当代训诂学泰斗，为训诂学的研究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的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为纪念陆宗达先生逝世30周年，本版特刊登三篇文章，讲述历代训诂学的发展脉络、近百年训诂学史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当代训诂学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黄侃书法《莺啼序》 资料图片
陆宗达 资料图片
“训诂”简单说来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这种方法在周秦时期叫作“随文释义”。随着随文释义实践的日益频繁，人们开始注意从杂乱无章的训诂资料中搜集、汇总和归纳，从中总结出训诂的方法和条例来，于是我国第一部训诂专书《尔雅》在战国末期齐鲁儒生的笔下诞生了。到两汉中期我国出现了第一位语言学家，他就是被桓谭誉为“东道孔子”的杨雄，其传世名著叫作《方言》。在我国训诂发展史上，从东汉至清代相继涌现了一大批超凡卓越的训诂学家，他们注解经义博采众说，考据精博，会通义理，阐释发挥，为我国传统训诂方法的丰富与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训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训诂学家辈出，成果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清代末期，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始终处于经学附庸地位的“小学”顿时迷失了发展方向。1899年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马氏文通》，将外来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我国的传统训诂方法紧密结合，打开了传统“小学”家研究古代文献的新思路。从此，我国的“小学”家纷纷转向汉语语法的研究，几乎取代了传统训诂学的研究。纵观清代以前的训诂发展史，呈现在学人面前的是一部重实践、轻理论创新的历史。此前的“训诂”仅仅是“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间，我国的训诂学才开始从初创走向成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U”字形发展。这一时期的训诂学研究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9—1939）：承前启后时期
这一时期的训诂学家主要有章太炎、黄侃、沈兼士、杨树达、陈独秀等。在语言学研究方面，他们偏重于寻找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新思路，主要探讨和总结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梳理“右文”说是非曲直，创建汉语语（字）源学；在训诂学研究方面，则主要界定“训诂”与“训诂学”的内涵，总结“声训”“音转”和“因声求义”的实用原理和运用方法，或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做拾遗补缺等。其研究成果主要有章太炎的《文始》《新方言》，黄侃的《说文略说》《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沈兼士的《声训论》《广韵声系》，杨树达的《中国语法纲要》《中国修辞学》，等等。这些文献，无论在汉语言文字学发展史上还是在训诂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意义。
第二个阶段（1939—1979）：理论创建时期
在此40年中，我国古籍的注释与整理几乎没有多大成就，在训诂学理论方法的总结与创新方面，反而出现了令人振奋的重大成果。胡朴安、齐佩瑢、王力、陆宗达等四位训诂学家在这一时期都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以前，训诂学家群星璀璨，训诂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就没有出现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训诂学”著作，先贤的讨论几乎都是零星的、碎片化的，不成系统。193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朴安先生的《中国训诂学史》，全书较为系统地勾画出了上下两千年的训诂发展史，综述全面，评价客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继后，1943年齐佩瑢先生的《训诂学概论》出版，全书共四章十六节，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训诂的性质、起因、范围、功能、术语、方法和流派等问题，为后世训诂理论的探讨和训诂方法的总结做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示范，匠心独创，前无古人。《中国训诂学史》和《训诂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部训诂史和第一部训诂学理论著作，它们分别以“训诂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和“训诂理论研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的名誉而载入史册。
《训诂学概论》的出版，初步建立起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这还属于旧训诂学的理论体系，其最大弊端在于“崇古”，而忽视系统理论的探讨。此时的王力先生已经意识到，只有重视历史观和语言的社会性研究，古老的训诂学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194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新训诂学》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慧眼独具、胆识过人、高屋建瓴。继王力之后，1957年陆宗达先生在《中国语文》第4期上发表《谈谈训诂学》一文，对训诂学的实质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个时期王力和陆宗达先生，主要思考和关注的是“新训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
第三个阶段（1980至今）：学科体系建设时期
“新训诂学”提出以来的40年间，我国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和文字学、音韵学一样，历经一次次历史变故之后全然止息了。高校不再开设训诂学课程，就连以往出版的教材也看不到了，唯有陆宗达先生1964年出版的《训诂浅谈》，还能在大学图书馆的借书目录里找到。1978年以前的训诂学研究完全处于一种“冬眠”状态。
1978年，耄耋之年的陆宗达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适时抓住了复苏训诂学的大好机遇。他和他学生王宁、宋永培先生等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普及训诂学的活动。首先，以北京师范大学为孵化基地，举办训诂学研修班，专门培养在全国高校中从事训诂学教学与研究的青年教师。其次，及时出版培训和自学用的教材，创办训诂学研究集刊，全力以赴普及、传播训诂学知识。在去世前的八年里，陆先生先后编写出版了《训诂简论》《训诂方法论》（与王宁合作）两部教材；1981年创办了《训诂研究》，并担任主编。再次，亲自组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并出任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训诂学大讨论。陆先生毕生都十分重视《说文》学和训诂学的知识普及和理论建设，强调学以致用。他是当代中国《说文》学和训诂学的一块永垂不朽的丰碑。
陆先生去世后，王宁、宋永培先生秉承先师教书育人、学术慎独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整理出版与陆先生合作的著作，在较短时间内先后出版了《训诂与训诂学》（陆宗达、王宁）和《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陆宗达、王宁、宋永培）两部合著；另一方面勤奋钻研，踵武增华，继往开来，各自相继出版了《训诂学原理》（王宁）和《当代中国新训诂学》（宋永培），为当代中国新训诂学的理论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令人敬佩的重大贡献。
当代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在陆宗达先生的大力倡导和引领下，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发展，人才辈出，各种教材或研究专著如雨后春笋，理论建设日臻完善。近40年来全国高校相继涌现了一大批热爱训诂学的优秀学者，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有周祖谟、姜亮夫、殷孟伦、徐复、张世禄、张舜徽、杨潜斋、周大璞、洪诚、许嘉璐、杨春霖、蒋礼鸿、郭在贻、王宁、宋永培、张永言、向熹、赵振铎、唐文、何九盈、蒋绍愚、裘锡圭、白兆麟、李学勤等。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著书立说，惠及后学。
但是，当代中国训诂学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训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纠缠不清，古老的训诂方法尚待实践进一步证实等。例如“声训”和“古音通假”两种方法，就存在界说模糊不清、以非为是的问题。最近胡娟、刘春语等在《“声训”说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认为：“‘声训’是用语义相因的字词来直接解释意义的方法”，“‘古音通假’是寻求本字的方法”。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历史反思”越来越多，因为它会对训诂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宋永培先生在《当代中国新训诂学》中指出：“当代中国训诂学，是运用当代的科学方法对两千年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训诂学的成果切实继承并超越的科学。”因此，不仅要“围绕着如何明确训诂方法和训诂学的系统条理这一中心问题作深入切实的研讨”，还要在揭示训诂原理、确立科学术语、清理理论体系、运用系统方法等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训诂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坎坷画卷。由于有历代先贤持之以恒的不断超越，才迎来了训诂学今天的辉煌，然而，当代中国训诂学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一代代训诂学新人的努力。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04日 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