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王琳
再过二十天左右，国务院将派出督查组，分赴各地实地督查。据新京报6月22日报道，这已是本届政府开展的第四次大督查。作为本届政府最后一次督查，此次督查除了督查改革、民生等重要问题之外，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首次成为督查重点。
督查是推动工作落实、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举措。近日，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16个督查问责典型案例，涉及公租房大量空置、医保基金管理使用不到位以及套取挪用侵占保障性住房资金、扶贫资金等方面突出问题，共有1089人被问责。
从成本上考量，督查肯定比自查耗费的资源更多。但自查依靠的是道德自觉，本质上是“自律”。一部法律也好，一项政令也好，在制订之初就不能依赖执行者的道德自觉，否则就不需要法律和政令了。法律和政令都涉及到对现有社会关系的调整，也都伴随着责权利的再分配。这其中，可能影响到执行者的责权利。有的执行者可能认同这种调整，也不排除有的执法者不认同、或不情愿接受这样调整。因此就会产生对法律和政令的抵抗执行或消极执行。
要确保法律得到准确施行，政令得到上下畅通，以外部力量来推动、甚至强行趋动的督查机制就不可缺少。若从民众的视角看，督查仍是一种行政权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但相对于被督查者来说，督查仍可视为一种外部性（通常是上级部门）的“他律”措施。
当然，督查也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通过督查发现问题，并促进问题的解决。在“查”这个字上，首先就得坚持问题导向，不回避问题，不掩盖问题，不漠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查”就得真查，不能搞那些被督查对象全程陪同式的“欢迎上级领导到我市/单位明查暗访”。更不能仅以翻翻被督查者提供的文字材料、听听被督查者的口头汇报为督查的内容，如果不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听取社情民意，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那样的督查不过是异化的“自查”。
“查”也只是第一步，也是“督”的前提和基础。查出了问题，才能督准、督深、督实。但如果查出了某个问题，仅仅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借督查之机实现由点到面的预防效果。督查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查”了，也“督”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倘若感受不到切肤之痛，被查出问题的责任单位、责任官员，就难以长出记性。有的甚至会产生侥幸心理：工作落不落实关系都不大，就算被督查发现了，也可以再改，改了就好了嘛！
为官要有为，担职要担责。要让官员尽责，先得对失职官员问责。督查如果离开了问责，那就是“无牙的老虎”。一些地方和部门也不乏督查，往往启动之时轰轰烈烈，收尾之时冷冷清清。轰轰烈烈是要做样子，冷冷清清是要保面子。但捂盖子，看似保住了被督查者的面子，却连带把督查者的面子也丢了。这叫得不偿失。国务院办公厅这次通报16个督查问责典型案例、问责1089人。看似这些被问责的单位和领导干部没面子，实则在民众的心中，是长了督查的面子，赢了法治的面子。
正如李克强总理曾强调的：“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督查不要怕得罪人！督查组下去要担负这个责任，该办就办，奖罚分明！”
通过问责，可层层传导履职、尽职压力。只有通过这样的压力传导，才能让官员们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真正走到基层去，走到一线去，走到自己的职责中去。国务院大督查承诺“不放过一条线索，不错过一个问题”。这也清晰地表明，大督查所追求的，是制度化的、普遍化的责任传导，而不是搞什么“隔墙扔砖”，砸到谁算谁。
只有当问责制总能基于官员履职的状态适时启动，实现“有责必究”，官员才会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的状态。同时，确保督查者也受督查和监督，形成责任机制的闭环，这或许就是国务院大督查的初衷所在，也是民心、民意之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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