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故宫将首次为一位农民举办追思会。54岁的河南农民何刚，5月30日在某高铁工地龙门拆除作业时不幸遇难。而故宫决定为何刚举办追思会，需要追忆到32年前，何刚主动从河南老家去北京上交文物的经历。
1985年，在河南周口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家中挖坑支石磨的何刚，挖出了19件元代银器。尽管何刚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国家文物”。于是，在时任村副支书刘红恩、固墙食品公司主任于东汉的帮助下，何刚分作两次，将19件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据故宫方面的表示，这批文物填补了该院元代银器方面藏品的空白，意义重大。
完成捐赠之后，他的名字被镌刻在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上。除此之外，故宫还给了何刚8000元的奖励，并额外给了1000元的路费，总计9000元。在1985年，城镇单位的年平均工资为1159元，8000元相对于19件文物的市场价自然不能比，但也不算少了。完成捐献之后的何刚此后两次陷入了生活窘境，他的妻子和父亲重病，故宫先后各资助了他5万元。如今，得知何刚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故宫决定专门为他召开追思会。
英国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曾说的: “所谓成功，不在于你位高权重有权有势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找你，而在于在你的葬礼上有多少人是不请自来的。”这场追思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何刚生前的善举，他一生的意义也由此变得更加令人瞩目，尽管他本人已经走了。
故宫32年来对待何刚的态度、举动，就像严寒中的一股暖流般存在。因为在更多文物捐献的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非议、争执和不满。这其中，最典型事例的要数陕西丹凤村民李磊的经历。2014年，李磊捡到一把战国青铜剑，拒绝了文物贩子十万元级别的求购价，选择主动上交当地文保部门。但李磊最终却仅仅得到了500元的奖励和一本证书。事后，李磊对媒体表达了失望，网友普遍认为文保部门此举寒了捐赠者的心。
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公民发现文物应该主动上交国家，这一点并不存在争议。《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反过来，该法第七十五条也规定：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物质奖励没有标准，物质处罚倒有范围。法律规定重惩罚而轻奖励，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将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发现者可能会放弃捐赠。产生这样的行为后果，并不是说这些发现文物的公民存在道德问题，而在于国家没有真正尊重捐赠者群体。故宫之所以受人钦佩，并不是因为其遵守国家法律规定，事实上，法律对于文物捐赠奖励的规定太过模糊，以致于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是因为故宫做到了“有情有义”四个字。
何刚向故宫发出求助时，故宫方面先后拨付了10万元的补助。注意，这10万元不是奖励，而是保障，某种程度上，故宫就像一个保险机构，为捐赠者何刚及其家人提供了10万元的生命保障。
雪中送炭、救人于急难，故宫的做法或许值得政府来反思。在奖励重要文物捐赠者的问题上，即使明确奖励额度，我们也很难像土地私有制国家那样，明确文物价值的一半或1/4给予捐赠者进行操作。毕竟，文物的产权在国家，这一点不存在疑问。
但在对待捐赠者上，从给予奖励到给予保障，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路。在这方面，商业保险公司也存在巨大的营销空间。如果操作得当，在接收单位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帮助下，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份重要的人身保障。与其追求财富，不如抵御风险，这一做法应该得到重视。
当然，故宫为何刚召开追思会的做法，也提醒了很多文保单位，给予捐赠者的精神鼓励可以多种多样，并不是只有颁发证书一种。对待捐赠者，故宫用了钱，用了力，更用了情。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会激励更多的文物发现者将文物送往故宫。也许，这里存在故宫的策略考量，但32年来，故宫对待何刚一以贯之的举动表明，故宫把策略执行成了战略，甚至融化成了底线。在心寒的文物捐赠者群体看来，故宫的举动如同一袭暖流，淌过他们的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