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上任两个月的新审计长胡泽君首次出现在人大报告席。
审计备受瞩目，在于其以往的战绩不俗。前任审计长刘家义主政期间，审计署对高铁项目的跟踪审计，成为牵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腐案的重要一环。李金华掀起的“审计风暴”，多次公开点名相关单位存在的违规问题。但也要看到，所谓“年年审，年年犯”的问题异常严重，甚至历次审计报告备受关注的问题部分，在特定领域存在的问题多为老面孔。新案例、老套路。此次新任审计长胡泽君的审计“首秀”，披露的问题同样惊人，2016年度审计署重点审计了中央财政管理和决算草案、部门预算执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扶贫等重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部分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涉及单位7900多个，共移送重大违纪违法线索600多起，涉及公职人员1100多人。
据南都报道，国家审计署持续加大扶贫审计力度，连续揭露扶贫领域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制度漏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扶贫项目的审计还带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首先揭露出问题，推动地方整改和规范，并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最终引发扶贫相关领域政策和制度的完善和革新。审计作为行政机关内部关键的一环监督设计，其动作、其辐射力不应仅局限在审计一个孤例的努力上，换句话说，舆论对于“审计风暴”的追捧，其基于发现腐败的迫切固然可以理解，但作为监督设计一部分的审计，事实上不可能独力完成和回应社会对肃清腐败的万千期待。
审计之职责，意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制度设计的完善依然有赖具体的实践。审计怎么做，具体怎么查，如何在行政权力的运转过程中显现审计的价值和威慑力，道理或许并不复杂，但执行起来却不乏区别。以扶贫审计观之，最需要物尽其用的所在，却也成为最容易出问题的领域，“假扶贫”、“扶假贫”丑闻频发。当然也要承认，对扶贫领域的审计加强，也是问题爆出的主要推力所在。而从被审计地方层面，对审计的再认识其实源自审计机关本身的防干扰设计以及对现场核实的看重，“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何止审计如此，监督的力量本就无捷径可行，也正是在各种调查核实的笨办法里，问题才会浮出水面。而具体到防干扰设计，则更是审计发力的难度所在，很多问题可能就摆在那里，查还是不查，查到什么程度，都考验内设于行政序列之下的审计机关本身的存在价值以及行政权的自我净化能力。“硬是没给市领导一点面子”不应该仅是具体审计人员的“铁面”，更应该成为制度使然的惯性。如何确保审计监督的制度刚性，首先要将审计发力与整体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本身反复磨合，扶贫审计不是单兵作战，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国家重大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涉农资金审计等各类审计项目都应当遥相呼应、信息共享。新任审计长曾任职最高检，审计监督与包括监察、检察在内的监督机制不仅在查案技巧、思路上应有互通，具体的案情沟通也应有数据上的共享。
审计是监督的关键一环，看到其重要性，也要明确审计无止境的制度意义。审计发现问题线索，移送涉案人员之后，审计报告是否应有后续的案情通报，具体到责任人和案件进展，从笼统的查处数据或可知审计力度之大，更具体的责任追究则会让审计威慑力尽显，让监督形成合力。“问责风暴”紧随而至，可能是审计告别风暴的一个契机，于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而言，审计无处不在、如影随形，“风暴”才会归于平静的监督常态。“配合机制”和“问责力度”在加强，问责之后的常态监督和制度建设要有能力给权力执掌者以“被关进笼子”的约束感。
“要把审计当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该被毫无危机感、紧迫感地轻易浪费掉。审计盯紧钱袋子，人大预算决算监督也在盯紧钱袋子，社会舆论更应为各项制度监督提供策应。案件查处走出风暴，制度监督才会真正落地、回到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