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的资金高达3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一项教育发展基金，以支持该校培养更多顶尖人才，并为该校设立的“创新型交叉学科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就在前不久，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了3亿人民币。仅段永平、刘强东、张磊三人，就先后给人大捐赠近8亿元。
调查显示，1980-2016年，除软件类捐赠外，全国高校累计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类捐赠总额高达676亿，其中校友捐赠230多亿，约占总额的34%，39所高校受捐金额上亿。
不过，相比于以美国“常春藤联盟”为代表的顶尖高校，中国校友的捐赠金额及比例并不算多。此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名校的校友捐赠率一般为30％至40％，哈佛大学的捐赠率为48％，普林斯顿大学捐赠率则高达68％。
事实上，教育捐赠好过政府的教育拨款。在中国，社会捐赠渐成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教育发展的趋势。
首先，教育拨款的效果很难评估。无论以科研成果，还是以就业率为标准，都难判断。且在教育拨款体制下，学校难免会围绕行政主管部门的意志来办学，借以获取更多拨款，但是这却未必是市场、社会所合意的结果。事实上，高校很多课题，无论对学术、还是学生都助益甚微，但碍于行政部门需要，高校乐此不疲，这对教育资源是一种浪费。
相反，社会捐赠则会引导高校尽可能满足市场需要。高校只有授以学生市场（包括学术市场）所需的知识、技能，学生才能真正感觉受益，社会人士也才会用捐赠表达对学校的认可。
其次，教育拨款不利于公平，且易产生教育腐败。“马太效应”效应下，越是受到重点照顾的学校，越要与其他学校拉开差距，这对未受重点照顾的学校，显然不公。教育资源由行政分配，会导致腐败。有的是金钱腐败，有的则以其他形式为掩饰，比如官员在职学历，就有不少是资源交易关系。
而社会捐赠属于自愿行为，高校获得社会捐赠少，会迫使学校审视自身教育办学方式。高校教育行政化是社会、以及教育界诟病已久的问题。教育行政化的核心，是教育资源的行政化。减少教育拨款，让高校更多地获取社会捐赠来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有助于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
最后，目前对教育捐赠的税收扣除，是不超过企业当年利润的12%。在校友捐赠已成趋势下，笔者以为应该放开教育捐赠的扣除限额，鼓励企业更多捐赠教育事业，这才真正是提高教育效率、功在千秋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