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 （北京青年报）
正如很多爆款文章一样，《我是范雨素》也引发了多重解读，有人从中看到了文字的清新，有人借此洞见底层生活的粗粝，有人看到了范雨素遭遇背后的社会问题……每个人都试图从中放大最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或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然而，基于社会主流观念中，农民工与文学创作者之间强烈的身份反差，在看待《我是范雨素》时，人们到底是被文字本身所打动，还是被作者个人的经历所震撼，或许早难以区分。但对范雨素的褒奖与称赞，若全部是建立在对其个人底层生活的同情之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范雨素个人不愿意承受的。
作为一个曾遭遇婚姻不幸、独自抚养两名孩子的底层农民工，范雨素在文字之外的力量，恰恰在于其没有接受被定义的人生和刻板的世俗束缚。虽然连打字都不怎么会，但并没有阻挡她对文学的热爱，并且这种热爱不止于阅读，更是努力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和表达。这种表达于其个人而言，或许早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置于其所身处的群体和阶层而言，却具有某种宏观上的象征意义：在主流舆论中从来被忽视和被表达的他们，终于以个体的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引发关注。
在根本上说，很难将范雨素的创作类型作文学意义上的划分，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或都难免显得轻薄。创作，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她们为自己构建尊严的一种方式与产物。理解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拿着既成的文学标准去评价余秀华与范雨素，并期待她们的创作承担更多的社会大义，是不适的，也是残忍的。
范雨素坦言，“我不喜欢那种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的作家”。她笔底下的底层叙事，是生活淬炼后所展现的不加修饰的真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表达，既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式抒情，也非道德俯视下的同情式写作。所以，围观范雨素，不管你愿意看到什么，平视都应该是最好的姿态，不因其身份去片面“抬高”其作品的价值，也不因其作品而对其个人抱以高蹈的道德寄托。正如余秀华曾经所告诫的，“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