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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长全（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暨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和山西大学共同主办，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2018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商路·商帮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1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300多位经济史学专家学者与会，并围绕以下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改革开放与现代经济。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重新审视这段不平凡的历程，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有贵考察了黑龙江省安达市发展农牧业，并由以种植业为主而成功发展成为“牛城”的过程，认为这一实践探索对于促进转型发展、产业兴旺乃至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日旭探讨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变迁，指出股份制银行受所在省份的社会经济文化、股权构成差异的影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多元化变迁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瞿商、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春平等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农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丰若非则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作了论述，指出经济史学界要大力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这既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体现，又是目前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地位的迫切要求。本次会议涌现出的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对于提升中国经济史的国际学术地位，“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商人、商帮与区域经济。明清以来商人群体逐渐壮大，形成了带有地域色彩的商人集团——商帮，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河南大学教授孙建国深入分析了晋商的关帝信仰与社会网络构建，指出晋商利用关帝文化和关帝庙平台，建立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其达成商业发展和回馈乡土的双重目标。厦门大学副教授佳宏伟利用相关海关统计资料，考察了19世纪后半期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的药材贸易与流通。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晓英通过对民国时期青海茶叶市场的分析，强调青海地区茶叶的需求和消费与茶叶市场联系紧密；在政府对茶叶市场控制逐渐放松的大背景下，青海地区茶叶市场自身调剂力日益加强。还有一些学者分别对徽商、甬商、鲁商等区域商帮进行了比较研究。
财政、货币与金融市场。财政、货币等问题关涉国计民生，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难点与热点。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利民从城市经济管理的视角，以近代的城市捐税作为切入点，论述城市财政的出现及其原因，认为城市捐税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财政制度，推动了中国财政制度的近代化改革。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文成梳理了两宋金元时期的纸币价值基准的演进过程，指出纸币价值基准转换的完成，不仅奠定了元明时期纸币发展由盛转衰的基本方向，还标志着货币标准白银化的初步形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平从地域（行业）共同体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和国家纸币等概念出发，阐明不同制度和约束条件下的纸币性质的差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燕红忠通过发掘清代“生息银两”和近代新式银行的府级数据，探讨了传统金融因素对近代新式银行发展的长期影响及其机制。
企业、工业与近代经济。与中国传统时期的经济相比，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近代企业和工业。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等学者详细梳理了海河工程局、浚浦局等清末企业的艰难发展历程，提出中国现代企业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结合中国近代国情甚至各地域特殊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进行了转化与创新。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以近代上海工业为例，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分析了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如何决定了工业的空间分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忠民阐释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两大来源，一是西方近代企业制度的传入，二是前近代中国社会传统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延伸。还有学者通过分析顾氏家族投资庆丰公司的股东档案资料，阐述了中小股东的投资行为在近代大型股份制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书、碑刻与传统社会。新史料的发掘、利用是推进经济史研究进步的推动力之一。南开大学教授许檀以碑刻资料为中心，详细探讨了直隶祁州、河南禹州和安徽亳州清代华北三大药市的发展，她指出祁州药市在三个药市中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个以药材贸易为主的专业性市场，三者的发展路径与其经济社会及地域文化有重要关联。河西学院教授谢继忠以新发现的甘肃永昌清代“合伙经营”契约文书为主，探讨了清代河西走廊合伙经营的特点。郑州大学教授吴志远、张民服研究了清代洛阳地契，认为清代以降河南地区的土地交易对于契税的管理更为严格，中介作用更为分明。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3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