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故事】
作者：乔晓阳（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决定全面恢复并且加强立法工作。可以说，40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和改革开放就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这一路行来一直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用“定”的立法来适应“变”的改革，是40年来立法工作当中的一条主线。其中经历了“先改革后立法”“边改革边立法”，到“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几个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立法把实践中成熟的经验规定下来，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留有余地。那时候立法要“既好看又好吃”，“好看”就是肯定现成经验的同时，还要体现改革的方向和时代性；“好吃”就是能下得去嘴，能把法律的规定落到实处，把法律的稳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结合起来。改革开放早期，立法都是先建立制度填补空白，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推进。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完善，国家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法律数量增加了，条文更全面、详尽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重大改革都涉及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经梳理，改革领域涉及现行法律139件，需要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立法项目76件。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全会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涉及现行法律规定，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
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同时推进的新形势下，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立法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发挥好这个作用，关键就是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决策要与改革决策相一致，立法要适应改革的需要，服务于改革。要通过立法程序使改革决策更完善、更周到，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从而实现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