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故事】
作者：胡康生（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9年制定的刑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而在此基础上修订的1997年刑法，堪称新中国第一部现代刑法典。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的重大修改。一是罪刑法定原则。1979年刑法由于立法经验不足，根据实际情况，刑法规定了类推，所以理论上说1979年刑法还不是完全的罪刑法定。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定罪处刑是严肃的事情，国家必须通过法律明示出来，此次修改是法制的重大进步。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同样的罪，适用同样的刑，不能因为身份不同、工作不同、背景不同而判不同的刑罚。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三是罪刑相当原则。就是轻罪不能重判，重罪不能轻判。修法时有同志举例，1983年有个偷西瓜的青年，赶上“严打”被判无期，这就是罪刑不相当。执行法律不能搞“运动”，法律规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也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关于刑法分则重大修改。一是把反革命罪一章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二是对三个“口袋罪”的修改。1979年刑法，对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称为“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改革开放前，为保持经济稳定，老百姓异地运输、买卖商品赚差价，就被说成是投机倒把，对搞活经济是一个束缚，不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还有的“小混混”偷西瓜，定盗窃罪不好定，就定流氓罪。玩忽职守罪也规定得很笼统，具体指什么情况不明确，实践中对相同情况，有的定了罪，有的没定罪。
推进依法治国，实行罪刑法定，这些情况都要改变。我们坚持从罪刑法定原则考虑，对犯罪行为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清楚，公民一看就知道什么事不能做。后来对这些必须用刑法打击的，都在法律上具体规定出来了。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