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
作者：杨顺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近年来，随着民众对生态环境认知和需求日益提升，在信息交流不畅、缺乏公众参与的情况下，“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环保“邻避”事件频发。一些具有潜在污染风险的项目常常引发周边民众的环境焦虑和“信任危机”，造成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共输的不利局面。
应当说，这种“邻避”困境干扰了环保项目正常开展，损害了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以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多个城市都发生过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事件，选址难问题对污染处理工程落地造成了较大阻碍，对如何满足更广泛范围公众的生态环境需求提出了现实挑战。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对此的处理常常进退失据。一些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缓建、停建等措施安抚民众，出现“项目上马—民众抗议—政府叫停”的尴尬循环，既给群众造成“一闹就停”的错误印象，又造成对项目的进一步误解而产生公信力危机。而且，环保“邻避”问题易被其他利益诉求者煽动利用，形成更复杂的社会事件。
因此，破解环保“邻避”困境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对项目的支持、监督，是规避环境风险、化解“邻避”困境的重要途径。
要推动“邻避”项目制度性公众参与。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相关法规，促进地方政府形成涉环保“邻避”问题项目的操作办法和规范处置程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明确公众参与成果的应用形式，规定承办单位对公众参与成果的采纳流程，防止“证而不听”。建立“失职追责、尽职免责”制度，对项目实施符合公众参与程序，但仍引发“邻避”事件等负面影响的，可制定相应的免责条款。
要创新社区环保自治等公众参与形式。由于许多居民日常介入环保实际事务有限，对环保信息难以有效解读，公众参与又主要以个人参与、自发参与为主，在专业性、谈判组织能力方面很难匹配诉求。可在社区、乡村进一步推广居民环保自治模式，组建社区环保合作社，加强对环境自治活动的指导，形成“居民自己的环保组织”，引导居民通过出资出力的方式参与日常环境治理，加深居民对环保项目的理解，并通过自治组织创新社区环保圆桌会议、对话沟通、类似项目亲历调研等非正式公众参与形式，规范公议、投诉、信访、集会等诉求表达活动。此外，要发挥社会环保组织的法律顾问作用，使其成为政府相关决策的智囊，提供建议、避免违法决策。
完善“邻避”项目运营期公众“后参与”渠道，建立“公众参与项目红利分配”为核心的配套制度。通过项目运营期的公众“后参与”，打消公众对项目遵守“环保承诺”的疑虑。完善运营单位信息发布制度，鼓励企业设立公众信息中心，实时公布关键在线监测信息。引入运营期公众监督机制，如组成群众监督委员会，进行项目检查、走访，敦促企业整改，并组织公众不定期检查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推行公共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制度，邀请群众“定制”环保开放活动，接待社会参观，推进污水、垃圾处理等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由于涉环保“邻避”项目的环境成本往往仅集中于特定范围人群，这种不平衡性要求对承担成本的公众进行利益补偿，使他们成为“项目受益方”。建立基础设施和产业补偿机制，项目不仅要符合环境标准，也应通过外观设计减少对周边景观的影响，同时将项目建设与周边公共设施升级、产业发展联动，推动区域发展。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1日 10版）
